序言
本书的题目源自一个在清廷记载里常常出现的习语。“怀柔远人”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诫令。作为宇宙与尘世之间的枢纽，皇帝从道义上被赋予统治世界的责任。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宾礼与帝国觐见，我所讨论的礼仪是清廷用以指导对外关系的习语。我关注的焦点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它于1793年到达乾隆皇帝的宫廷。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个问题部分也是由人类学的分析所激发，而与社会学的礼仪观有关。我确信，正是欧美世俗（非宗教的）学者对礼仪的特别的看法，才使中西冲突被构建为一种文化误解。我考虑的问题包括两部分：①形成这种阐释的文化观是什么？②倘若抛开文化因素，冲突会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争议与我自己的态度有关。我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朝的建立者是满人而非汉人。由此引向第三个问题：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
本次研究中，我分别考察清与英对遣使事件的叙述，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评介了其他有关清代外交关系的观点之后，第二章将提供一个对清帝国及其统治状况的全景式的考察，第五章还要谈到这个问题，并特别关注宾礼。第三章讨论18世纪大英帝国国内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识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及对中国的了解”。第四章重新检讨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第六章和第七章透过清的礼仪和统治权观念来审视清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第八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九章，在对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总结之后，回顾中西关系史中对使团的研讨。
这本书亦是由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一篇论文扩展而来。在撰写论文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诸多学术上的支持。在芝加哥大学的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中，这些支持对我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980年到1985年，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互为人师，这是一种近似玩笑和略带夸张的说法。在校园的咖啡馆里，每天都有非正式的讨论会，我总是定期参加。在参加者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杰·布拉德肖（Roger Bradshaw），杰夫·马尔蒂（Jeff Marti），拉斐尔·桑切斯（Rafael Sanchez），弗雷德·邱（Fred Chiu）和瑙基·萨凯［罗按，这是日本人，待核］（Naoki Sakai），约翰·卡拉吉欧（John Calagione），丹·纽金特（Dan Nugent）和安娜·阿隆索（Ana Alonso）。他们有时参加讨论会有时又去搞实地调查，但他们在场时，总是使我受益匪浅。那时就像现在一样，还有不少人只是偶尔露面。
在那些年里，我亦有幸认识一位朋友和同事，她的工作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安杰拉·齐托（Angela Zito）与我大约从1982年起就开始认真地讨论笔记，并惊异地发现，我们不但在社会阶层，民族和学术背景方面极为相似，而且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尽管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却走了一条近似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安杰拉让我分享她对如《大清通礼》这样的礼仪文献的广泛了解和深入研究，并教会我阅读这些文献。对于她非同一般的慷慨，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虽然我感到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们是互为人师，但同时亦有许多教授为我们指点和引导新的饶有趣味的研究领域。进入大学之前，我曾有幸受教于罗伯特·希默尔（Robert Himmer）和孙任以都（E-tu Zen Sun），他们二位都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并为我开列了长长的书单。在芝大，迈克尔·多尔比（Michael Dalby），爱德华·钱（Edward Chi'en），苏姗·曼（Susan Mann）给予我支持、鼓励和严肃的讨论。罗·因登（Ron Inden）和巴尼·柯恩（Barney Cohn）总是抽出时间来阅读并评论我正在写的作品，他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也非常感谢戴维·罗伊（David Roy），盖伊·阿利托（Guy Alitto），特索·纳吉塔［罗按，这似亦日本人，待核］（Tetsuo Najita），哈里·哈鲁图利安（Harry Harootunian），让（Jean）和约翰·卡马洛夫（John Comaroff），还有瓦莱里奥·瓦列里（Valerio Valeri），他们都有助于我增长知识。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这本书亦颇有兴趣，并且提出许多一针见血和富于启发的问题。我亦回忆起与玛扫·米约西（Masao Miyoshi）的一两次使我受益匪浅的交谈，当我开始思考本书主题时，我读到了他关于日本首次遣使入美的著作（《如我所见》As We Saw Them）。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尤其是叶凤美教授，他们乐意让我于1990～1991年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研究。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这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善，业务熟练，于我甚有帮助，尤其是殷书梅（音），她不止一次提供了档案目录上没有列入的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资料。我也感谢北京图书馆珍藏本书库的工作人员。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收藏部，所有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都极为和蔼，熟悉业务，对我帮助很多。奥布里·辛格（Aubrey Singer）和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 Wood）慷慨地送我一本詹姆斯·丁威迪（James Dinwiddy）的论文的复印件。(https://www.daowen.com)
离开芝大后，我结识了许多友善的学者，他们给予我建议和支持。其中有格雷格·布卢（Greg Blue），保罗·柯文（Paul Cohen），帕梅拉·克罗斯利（Pamela Crossley），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莱昂内尔·詹森（Lionel Jensen），劳埃德·克拉默尔（Lloyod Kramer），韩书瑞（Susan Naquin），伊夫林·罗斯基（Evelyn Rawski），威廉·罗（William Rowe），纳森·斯维恩（Nathan Sivin），玛格丽特·威纳（Margaret Wiener）和约翰·威尔斯（John Willis）。我特别感谢夏洛特·弗斯（Charlotte Furth），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无私的帮助。
陶飞亚和贾环广（音）在翻译方面大有帮助。在论文阶段，亚当·刘（Adam Liu）曾在清代资料方面指点过我。
1990～1991年，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时，我结识了许多学者，包括斯蒂芬·舒特（Stephen Shutt），南希·帕克（Nancy Park），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吉姆·米尔沃德（Jim Millward）和梅利莎·麦考利（Mellisa Macauley），他们对本项研究都有帮助，并使我在北京的日子收获良多。
我也要特别感谢布鲁斯·多尔（Bruce Doar），安·斯图尔特（Ann Stewart），布雷德·斯特里克兰（Brad Strickland），卡西·卢茨（Cathy Lutz），唐纳德·洛佩斯（Donald Lopez），托莫科·马苏热瓦（Tomoko Masuzawa），彭尼·泰勒（Penny Taylor），蒂姆·佩迪约翰（Tim Pettyjohn）和唐·诺尼尼（Don Nonini），他们在不同阶段对本书的不同部分作过评论。在论文阶段，芝大人文系提供资助，使我得以在1983年访问伦敦。本书的写作得到美国学会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下属的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的资助，还得到由蒋经国基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提供资金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我亦得到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提供的中国会议旅行奖津贴（China Conference Travel Grant）。这笔资助使我能够参加1993年9月举办的“中英通使200周年专题讨论会”。对于那些写信给有决定权的委员会，并表示支持我获得津贴的人，我深表感谢。
我也感谢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Barrett）和刘陶陶（音）。1992年他们邀请我去伦敦参加英国的中国研究学会年会，那次会议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举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都指点了我的著作。他们是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克雷格·克拉纳斯（Craig Clunas），皮埃尔—亨利·杜兰德（Pierre-Henri Durand），罗杰·德娄伯斯（Roger Derrobers），西尔维·帕凯（Sylvie Pasquet），维里提·威尔逊（Verity Wilson），邦尼·麦克杜格尔（Bonnie Mcdougoll），奥布里·辛格（Aubrey Singer），王曾才（Wang Zengcai）和张顺洪（Zhang Shunhong）。
本书利用了从前的研究成果，对它们或是质疑，或是采用。如果没有费正清（John Fairbank），E.H.普里查德（Pritchard），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和J.L.克莱默—宾（Cranmer—Byng），我的想法将依然不完整，不可能变成书，我力图赶超他们几位的卓越的学术成就。
塔尼·巴洛（Tani Barlow）和唐纳德·洛（Donald Lowe）在知识，实践，政治，品位诸方面皆堪称良伴。
本书的某些章节经细微改动后曾以不同形式发表过。第三章略经改动后以“东方的习俗和思想：首次英使入华的计划和实施”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1994）；第二、七、九、十章则分别以下述名字发表：“喇嘛、皇帝和礼仪：清帝国礼仪的政治含义”（《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杂志》）；“多主制：清廷礼仪与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中华帝国末期》）和“中西关系史上的马嘎尔尼使团”（由R.比克斯主编的《礼仪与外交：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所有引文请参见文献目录。
最后，朱迪思·法夸尔（Judith Farquhar）热心地不知疲倦地阅读、评论和指正本书的每一次未定稿。既然“感谢”一词词不达意，那么把这本书献给她，也许更能表达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