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权力与宾礼

并不是所有下属都能适时恰当地胜任完成之使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这种关系并在皇帝面前匍匐拜倒。必须从下属藩王中挑选那些有如此能耐的。这样做的理由有几个：即藩王有其属地，亦即他们统治着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控制了该区域内的资源；藩王们与皇帝一样具有统治他人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就像帝国的权威一样，是其建立军事实力的基础；另外，无论是最高君主还是藩王，其军事力量一旦集中，就可以并且事实上经常用以对付其他藩王。

藩王权力的军事实力提供了某些线索，表明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一个人不可能彻底地消除对手，但一位藩王必须表现出他比别人更善于统治，并将被击败的对手包容进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然而，这样的包容必须不断予以管理和调整，因为权力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20]。换言之，要不断适时变化才能维持统治权的完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完成了权力的包容，藩王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内在的争议和矛盾的。仅仅把其他藩王编入朝贡之列，是完全不够的（借用朝贡体系的语言）（费正清，1948：133）。藩王之间的关系是变化莫测的和暂时的，需要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予以协调和改变。

藩王为获得最高统治权而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势下，皇帝要拥有最高统治权，就必须妥善处理与其他藩王的关系。他必须包容且不削弱其他藩王的权力，以便必要时可以借助这些力量巩固其统治。也就是说，这毕竟是天命，如果不能包容其他藩王的权力，那么，他的统治将是虚弱的，他的政权将是不稳固的，这样的实例并非没有。任何一位藩王，尤其是作为握有统治权的皇帝的下属时，在适当的情势下，如果发现皇帝上不能通天，下不能治国，那么，他就有可能谋求最高统治权。对满族皇帝而言，这不是件微不足道的事，因为清王朝本身正是取代明王朝而建立起来的。

宾礼提供了这样一种语境，在其中，藩王的力量经过改造和引导最后被认可（即有别于其他藩王的权力）并成为帝国统治权的一部分。宾礼也显示了某种军事因素：藩王展示出他的军事力量，却发现皇帝的力量超过他^[21]。皇帝力量的展示通过下列方式实现：第一，在觐见时，藩王被安排在西侧，那是武官的行列，与之相对的东侧是文官行列；第二，藩王觐见时，有大批帝国卫队侍立在旁；第三，藩王赴京和离京途中，有时沿途列有兵士。最后，觐见时可能不只一位藩王在场。这样就表示，其他藩王亦宣誓效忠皇帝。(https://www.daowen.com)

最高君主以发起者（generator）的身份开始宾礼的过程。他构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在宇宙秩序中拥有中心地位。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有榜样的感召力（德），这种感召力充溢着整个世界，源自皇帝在礼仪中的表现。许多文献告诉我们，藩王真诚地愿意转化（向化之诚）。他以进贡、归顺、诚恳、忠诚（挚）等形式来表现他的诚意，并来到皇帝的宫廷呈上贡品^[22]。受到感召之后，藩王还需要经过允许才能进入帝国境内。他前往朝廷的请求被帝国理解为他愿意继续他本人及其王国的归化历程，他通过认可皇帝的发起能力而实现这种归化。最后，他要感谢皇帝的广播四方、润泽及（达）他的恩泽。皇帝构建了宇宙—道德秩序，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历程，而藩王则使这个历程的某些部分达到顶峰。这种特别的程序在《大清通礼》和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文件中均有描述。

从礼仪及相关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随形势而变化。皇帝是赐恩的人，作为赐恩者，他赐封藩王，赏给服饰，绿如意，御笔墨宝，历书和食物等等。皇帝亦允许藩王参与各类礼仪活动。藩王作为完成者，进献贡品给皇上，贡品包括他的宗谱和王国特产，藩王还要对皇帝远播四方的恩泽表示感谢。别人通过藩王的行为举止，包括服饰，言谈，动作如叩头来了解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于是，下级权力中心（即藩王及其王国构成的）就这样被包容进更大的权力系统：藩王以其行为举止表明接受归化，并显示出其地位的差异（藩王权力中心与身处觐见地点中线之上的皇帝所构成的最高权力中心保持着一段距离）。

在宾礼过程中，帝国官员们掌握着各种关系的分寸，不断考虑空间位置上的不对称原则。譬如，通过空间安排的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来处理礼仪活动中的偶发事件，并通过比较此次会面与本朝或前朝有过的其他会面（先例）来解释这些安排。

在此，另有值得注意之处。（天的）儿子变成父亲，臣下变成藩王。我们看到在礼仪中产生或运用了得体的状况与特征，把那些使礼仪活动达到顶点的人们（儿子，臣下）转变为发起者（父亲，藩王）。颐和园（北京）和万树园（热河）中的完成者成为朝鲜、越南、喀什噶尔（kashgar）和葡萄牙等地的发起者。换言之，礼仪活动使世界的宇宙—道德秩序有可能在时间上延续到未来，在空间上扩展到藩王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