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家的观察
18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公共领域文化产生出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伴随着英王赞助的航海，皇家学会和知识贵族的成员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以便把从世界各地的传入英国的信息予以系统的记录整理。总之，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各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自然史和人种学的分类。全球各地的景观被收集并被置于一个意义重大的等级制度中，通过正确的描述予以比较和评价。以这种形式描绘世界，带来的写作上的必然结果是：假定主体和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是不带偏见、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一言以蔽之，对世界做毫无偏颇的描绘与理解，并由此指向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涵盖所有知识，把一个时间无限、空间广袤的世界变成受沉思冥想的主体支配的客体（理查兹Richards，1993）。
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学俱乐部成员约翰逊博士曾对这种新近设想出来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做了有益的总结。约翰逊认为，观察者并不总是专心致志的。
商人，只在从事商业活动，估算商业价值，权衡盈利的可能性时，才会专心致志。军官，则关心维持军队，全神贯注地护卫通道，防御阴谋，打败敌人。但在空闲的时候，他们会注意到每个令人惊奇的客体，注意到最精微的细节。（引自马歇尔Marshall和威廉斯Williams，1982：269）
约翰逊笔下的主体在排除关注自身利益和其他干扰之后，便能将其全部注意力都用于感受和收集那些在其生活圈内罕见的或没有的事物，或被人们称为稀奇的东西[3]同样重要的是，商人和军官如果不必为种种筹划而分心，不必急急忙忙完成工作，那么，闲暇将有助于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些最细微的事物。
约翰逊描述的观察主体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用以研究马嘎尔尼有关英国使团的叙述。譬如，它有助于解释日记中对中国地理位置的确定：即以最重要的帝国中心之一——零度经线所在地格林威治——为标准，英国人正是借着格林威治确定了全世界的空间位置（地图上的）和时间（《马嘎尔尼日记》，70和116）[4]。约翰逊的理论也使马嘎尔尼偶尔做出的评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事情”——变得有意义并易于观察，这种评论表明，博物学家的观察并未得到多少有用的可资进一步思虑和研究的感觉上的体验。
然而，这种毫无收获的时候是极为少见的。一上岸，马嘎尔尼的感觉中枢就塞满了一大堆值得记录的事件，这些事件反过来又经常激起（也许是无意识的）有关前此观察家对中国的表述的回忆。譬如，在8月12日的一个条目中，马嘎尔尼承认，蚊子，像蜂鸟一般大小的蛾和“非常喧闹的”栖息在长满芦苇的河岸上的蝉都令他“难以静心”。烦乱之中，他发现“蝉鸣是这些昆虫背上剧烈振动的翅膀产生的”。“进一步深究”，闲下来时细细观察，又会发现那声音是由两块覆盖腹部的垂下物的运动产生的。这是雄性吸引雌性的信号。马嘎尔尼刚开始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高兴，他所熟谙的有关中国的那些陈词滥调又立刻冒了出来：“看来这个国家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以最快的速度繁殖”（重点为引者所加）。这当然是指亚洲人口众多，数不胜数，超乎寻常，这种观念至少从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即已嵌入欧洲人的印象中（马奇March，1974：23～45）。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形成这些印象的顺序，先是对观察的概括，继之以博物学家的冥思，前者被后者证实，这正好掩盖了一种可能，即概括很难如约翰逊的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不偏不倚。
受旧观念影响的不仅仅是诸如对蝉的看法——这种惊异，闲暇时坐在“家里”略做思考就能一一消除——还包括对一些不能移动的事物——如万里长城——的看法。9月5日，使团到达万里长城，马嘎尔尼的感觉在他的公开出版的日记中占了两页。他是这样开始的：(https://www.daowen.com)
长城由略带蓝色的砖建成，是晒干而非烤干的，以石头为基础修建起来的，朝向鞑靼人的一边垂直高度达26英尺。基石有两层花岗石构成，有24英寸或2英尺，从基石到城墙，包括6英寸的警戒线，共有19英尺4英寸，城墙高4英尺8英寸。从基石到警戒线共有58排砖，警戒线以上有14排砖。除了用于抹灰浆的空隙和插入警戒线所占去的地方，每一排的每一块砖约有4英寸。这样58加上14就有72块，合计288英寸，即24英尺，再加上基石就有26英尺。（《马嘎尔尼日记》，111）[5]
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一些。对长城的塔楼也有类似的描述，只有已量度了尺寸，只有当长城已被安放在从前的经验之中后，马嘎尔尼才对长城有了一般化的概念。如同对中国的蝉和众多的人的考察一样，长城，不管它本身有何渊源，它的历史和目的是不被谈及的，除非能通过博物学家的描绘使它成为“真实”的东西。
有关长城的记述并非到此为止。后来，马嘎尔尼在一则笔记中增加了一点，他被告知长城的砖确实是用火烧的而非太阳晒的。同时，使团的一位科学家，吉兰（Gillan）博士，进行实验以确认砖的颜色的来源，而皇家炮兵部队的帕里什（Parish）上尉完成了对长城的工程式的描画，马嘎尔尼称它“非常有价值”，可以取代“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著作”（《马嘎尔尼日记》，111～112）。上述最后一项观察格外有趣，它表明，运用了具有可视性的技术形式的描述有时胜过散漫而不严谨的文字陈述。但这也仅仅是在运用了工程手段后才达到的效果。借助（a）从前的描画，（b）文字的陈述和（c）制图员的技能对长城进行了三角测量，其惊人的结果是创设了一个足以挑战地球引力的观点。帕里什制了一张俯瞰似的草图，描绘官员们在帐篷前集会的情形，那帐篷正是乾隆皇帝接见马嘎尔尼的所在。这副草图看起来颇似俯瞰下的热河喇嘛庙。博物学家的目光亦注意到种种别的事物。河里的小船，岸上的人群，头发，肤色，男人，女人，小孩的身影，这一切都被用到了类似的遐思分析和概括之中（《马嘎尔尼日记》，72～74，81～82）[6]。这种记录现象的过程，产生了关于中国的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植根于细节的描绘，是可测量的和可用数据表示的，因而是归纳性和概括性的，足以表达事物的基本特征。这种知识之所以分量加重，是因为它收集了第一手的，而且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资料，是因为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它清楚地证明了它比别的更强。马嘎尔尼宣称任何一件小小的佚事，不论看起来多么荒谬，都会基于公平而收入日记。他收录了摘自《天津邸报》的有关英国礼物的报道，文章说：
几个不足十二英寸高的小矮人……一头不比猫大的大象，一匹跟耗子一般大小的马，一只如母鸡一般大小会唱歌的鸟，用碳喂养，每天要吃掉50磅，最后，一只有魔力的枕头，不管是谁，头一挨着它就会沉沉入睡，如果他梦见广东、福摩萨（Formosa）[7]或欧洲，他就会马上被运到那里，而且全无旅途劳顿之苦。（《马嘎尔尼日记》，114）
比起博物学家的笔记，比起在长城实地考察获得的胜人一筹的知识，上述引文确实荒谬，但是，所有的资料都进入了观察者的感觉中枢，在此意义上是公平的，尤其这些资料能确认马嘎尔尼自己的历程和表述具有真理一般的价值。
博物学家的日常活动并不限于在此讨论的种种观察——更重要的也许是马嘎尔尼必须采取种种措施去应对与之打交道的人，把他们进行归类——上等人和下等人，令人愉快的和不那么令人愉悦的，并且还要不断努力去划定适合使团活动的范围和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