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喇嘛的会面
皇帝与喇嘛会面时，彼此都怀有同一种心理，即把对方纳入自己的宇宙秩序之中。在觐见中，清帝常常努力与喇嘛建立最高君主与藩王的关系，并否认喇嘛对拥有最高权力所做的任何声称。但这样的姿态并不是毫不含糊的。同时，皇帝还尽力想把喇嘛纳入帝国权力，仿佛喇嘛也是世俗君主，皇帝有时还极力将喇嘛与藩王们区分开来（参见喀尔喀人对清的呈文）。
而西藏喇嘛和蒙古统治集团，则力图维护一种久已存在的佛教观点，即喇嘛在精神上高于世俗君主。在与资助人的关系中，喇嘛拥有更高的精神权力。这样，喇嘛就能把一位君主（包括皇帝）确认为宇宙之王，引导他进入佛教，传授密法，接受资助以维持佛教。相应地，资助人应接受下属之地位，保护喇嘛，研习教义，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弘扬佛教[36]。无论哪种关系——最高君主—藩王或喇嘛—资助人——都是等级森严的，其中一方总想占据上风，压制对方，置对方于下属地位。
总之，皇帝和喇嘛都声称拥有优势地位，谁也不能完全漠视另一方的要求，有一些关于清帝与亚洲腹地各佛教统治集团会面的叙述。没有比这些相互矛盾的叙述更能揭示当时的政治现实的了。这些叙述表明，整个18世纪，在清廷确实不时地遵从藏传佛教的同时，清帝却越来越多地声称他们与西藏喇嘛和蒙古呼图克图之间是最高君主—藩王而不是资助人—喇嘛的关系。面对清朝的霸权态势，喇嘛和呼图克图则尽力保持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在满族声称拥有对西藏的统治权之前，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行至北京，于是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皇帝与喇嘛的第一次会面。围绕接待地点，顺治帝的宫廷里分为两派。满族大臣们认为会面有助于控制已归顺的蒙古集团，因此主张接待地点在蒙古。汉族大臣们则反对，因为有迹象表明喇嘛试图挑战皇帝的最高权威。据帝国礼仪所蕴含的宇宙法则，如果皇帝离开京城去蒙古，他就等于认可了喇嘛的优势地位（《世祖章皇帝实录》，68：1b～30a，31b）[37]。
最后，皇帝决定觐见地点定在北京，只对礼仪手册规定的标准作了某些改动。1653年1月14日顺治皇帝实录记载：
达赖喇嘛到北京，并拜谒了正在南苑的皇上。皇上赐座并赐宴。喇嘛把带来的一匹马和一些地方特产进献给皇上。（《世祖章皇帝实录》，70：20a～b）[38]
有一些差异值得注意：觐见地点在北京南苑而不是京城外廷的宫殿（礼仪手册上建议在太和殿）[39]，实际上，这次觐见被称为拜访，而不是“召见”——这是实录中对此类事件的通常称谓，在实录中，“谒”意味着下级对上级的拜访。我相信，这个字用在这里，蕴示着某种程度的遵从。另外，也进行了明清两代礼仪手册所规定的帝国觐见仪式中要进行的一些特定的活动，如皇帝赐座、赐宴，喇嘛则像其他顺服的下属一样，进献地方特产。
对照帝国的常规觐见礼仪，这次觐见是颇不寻常的，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对同一次觐见的叙述则更不一般。喇嘛没有提到觐见地点，他宣称皇帝从御座上走下来，往前走了十英寻，并握住他的手。喇嘛还说，觐见中，他的座位与皇帝十分接近，并几乎与之一样高。上茶时，皇帝要喇嘛先喝，而喇嘛觉得两人一起喝更合适，在觐见后接下来的日子里，皇帝赐与他与“皇帝之师”身份相当的数不清的礼物。皇帝还请求达赖喇嘛调解另外两个喇嘛之间的纠纷。在途经蒙古回藏的路上，喇嘛展示了皇帝所赐礼物，并沿路分发了一些（艾哈迈德Ahmad，1970：175～183）。(https://www.daowen.com)
这两种叙述中令人玩味的不是它们说法有异，而是它们在偏离实际的礼仪情况时各自的取向。帝国的记录强调喇嘛向皇帝进贡，意味着喇嘛认可了下属地位。喇嘛的叙述强调皇帝的礼物，并提到许多足以证明皇帝尊他为精神领袖的例子，帝国的记载表明如何将觐见地点移至朝廷宫殿之外，从而解决了会见一位重要的、有潜在威胁的人物的难题。而喇嘛的叙述则强调皇帝从御座上走下来欢迎他，这是一个相当恭敬的举动。
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有关顺治的继任者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会面记载中。这一次朝廷似乎乐意给予呼图克图相当程度的礼敬，同时亦努力与之建立最高君主—藩王的关系。在1696年那次著名的喀尔喀蒙古遣使在多伦诺尔（DoLonnor）面见清帝时，实录记载，5月29日，康熙帝接受了呼图克图的觐见，呼图克图给皇帝下跪。皇帝赐茶和其他礼物。第二天，又安排了其他喀尔喀贵族的觐见，他们三跪九叩[40]。同时，所有在多伦诺尔进行的活动都是为了确定最高君主与藩王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怀柔远人（参见《圣祖仁皇帝实录》，151：23a）。由此，呼图克图就成为忠诚的下属，这一头衔较之于从前的喀尔喀贵族，其差异就在于前者受到更多的尊敬。
蒙古关于会面的记载与前述达赖喇嘛的记载形式上十分相似，这一模式还延续至乾隆时代（参见鲍登Bawden，1961：49～60和波兹涅耶夫Pozdneyev，1977：332～336）。1737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至北京，高级官员和喇嘛们到安定门迎接。到达下榻之处后受到乾隆皇帝的会见，觐见皇帝时，呼图克图要下跪，但皇帝坚持不让他下跪，在后来的一次觐见中，皇帝赐茶并请呼图克图坐得比其他宾客更近些，更高些（鲍登1961：71和波兹涅耶夫，1977：341）。另外，皇帝慷慨地赐与他许多礼物，并认可他的权力[41]。
关于1780年班禅喇嘛访问热河和北京，也有相互矛盾的叙述。喇嘛写到，皇帝走下御座，到大殿门口欢迎他，握着他的手，引他到御座，相对而坐，如亲密朋友一般交谈。后来皇帝拜访喇嘛，并讨教教义，地点是在特意为班禅建造的住所，样式完全模仿班禅在扎什伦布（TashilhunPo）的宫殿。接下来的几天里，是宴会和赏赐礼品。不同文本都声称，在逗留北京的日子里，喇嘛主持了皇帝的密教初始仪式（initiated the emperor into the Mahakala and Cakrasamvara tantras）[42]。在这里，又一次，喇嘛自居为老师，皇帝则是资助人和学生。
实录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看法。既不同于西藏方面的记载，也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实录中对五世达赖觐见的描述。实录记载，皇帝在热河的依清旷殿召见喇嘛，三天后在万树园再度召见。在那里，当着各级亚洲腹地藩王的面，皇帝赐喇嘛帽子、长袍、金、银和丝绸等等[43]。这些觐见确定了双方最高君主和藩王的地位。同时，喇嘛的地位不同于亚洲腹地形形色色的领主，而更类似于当初在多伦诺尔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据《热河志》记载（《热河志》，24：10b），在皇帝面前，喇嘛被允准跪而不是拜，以示其诚[44]。
这些相互矛盾的叙述记载了觐见过程中有关当事人的重要举动（如以东—西和高—低为轴心的移动，以及拜、跪、宣告等等），它们可能是真实的，喇嘛觐见皇帝时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相互矛盾的描述我们认识到，满族皇帝和藏传佛教统治集团争相使对方以藩王、资助人、学生身份被纳入自己的体系。即使礼遇喇嘛，并为之更改觐见常规时，清廷仍然宣称这只是一种恩赐。至少到乾隆时代，清廷在这一点上仍然毫不含糊，即喇嘛只是忠于最高君主的下属。反过来，西藏和蒙古的叙述则强调那些仅为喇嘛所有而不为皇帝所知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与专长，还强调他们在觐见中受到的与常规不同的特别待遇。他们也试图把皇帝定位为礼物提供者，从而是资助人/学生，而喇嘛是资助的接受者。
无论对皇帝，还是对喇嘛，双方的会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借此会面，不对称的等级关系形成了；借此会面，现状和未来都被审慎地讨论；借此会面，身体的举动构筑了后果重大的关系（何伟亚Hevia，1994b）。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动作和礼仪的安排关乎谁归顺谁的问题，而双方都认识到这种归顺的广泛的政治后果。然而，既然双方都力争要统治对方，则归顺就成了一件棘手之事。清帝希望喇嘛真正归顺朝廷——即接受忠诚下属的地位，喇嘛则希望皇帝卑顺地接受资助人与学生的地位。我认为，强制对于双方寻求归顺并无多大意义，因此，至少就皇帝而言，与喇嘛会面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忠诚的等级关系。觐见的当事人细心地观察别人的一举一动，以之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并以此来判断言语或行动（如赠送礼物）——这些都被认定足以体现忠诚和归顺——是否真诚。
在清与格鲁派的关系中，乾隆设定了世俗权力高于精神权力的模式，因此，我们更容易理解清的关注之所在。喇嘛集团之所以构成威胁，原因就在于它挑战了扩张性帝国权力据以构建的前提。喇嘛集团体现了一种竞争性的，同样强有力的宇宙秩序观，这种观点将他们置于世俗君主之上——即便后者成为喇嘛的资助人。而且，如果西藏喇嘛一直将皇帝以学生身份纳入自身体系的话，那么皇帝对亚洲腹地的最高君主地位所做的任何宣称都将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喇嘛的危险性还在于他们可能会赢得其他藩王（如蒙古可汗）的忠诚。喇嘛给帝国权力带来的麻烦可不好对付（参见吕埃格Ruegg，1991：451）。如果弘历和其他皇帝对密教初始仪式有兴趣的话，谁能说他们不可能是把这种兴趣当做在满族（而非汉族）帝国中履行天道（Cosmological）责任的方式之一呢？乾隆帝在北京雍和宫和热河资助建造类似的藏传佛教中心，但是藏传佛教问题几乎从不曾消失，以宇宙道德为基础建立权力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