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面
在应对清廷官员时，马嘎尔尼总是十分关注对方的官衔，想确认与他的地位对等的官衔，却失望地发现，有足够权威的人并不像他一样不偏不倚。在寻觅中，他总是关注对方帽子上的纽扣［或小徽章］的颜色，或者，看对方是否佩带花翎子，这些是官衔的标志。他从有关中国的书中学到，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次与官员会面，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确定对方的官衔。一旦确定，他就开始谈起自己的使命，由此把会面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段——礼仪的和实质性的两部分。
一个例子是马嘎尔尼首次与王文雄和乔人杰会面。在他的日记里，这两位官员分别是道台和州台。他通过使团的大部分成员与之保持着不间断的接触，马嘎尔尼注意到王戴着花翎子和红色珊瑚顶子，而乔的帽子上则是蓝色顶子，“比红色的地位低”。于是“一番中国式的客套和寒暄之后我们进入正题……”（《马嘎尔尼日记》，71）。这种看似平淡的从“寒暄”到“正题”的转移，使马嘎尔尼发现他们“睿智机敏，谈话坦诚易懂，可以相互交流”。就餐时，他们很快学会了使用叉子，品尝欧洲酒，像“英国人”一样握手告别。他们专心致志地听随团乐队演奏的音乐，并表现出欣赏之情。应声而来负责送行的士兵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王和乔在告辞之前对即将呈给皇上的礼物“十分好奇”，并索要礼单，马嘎尔尼答应给他们（《马嘎尔尼日记》，71～72）。
一周之后，8月6日，马嘎尔尼第一次见到了一位高级官员，直隶总督梁肯堂。在乔治·斯当东及其子（亦是翻译）的陪同下，马嘎尔尼坐上轿子，由一队骑马的士兵护送，去往总督的客厅。梁在大门口欢迎他，引着他进了大厅并上茶。然后他们进入内厅，在那里他们开始实质性的会谈。梁问候了大使的健康状况，说皇帝非常满意使团的到来，并告诉马嘎尔尼，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等他。
相互客套之后，马嘎尔尼提出希望能在北京有个宽敞的住处，因为礼物极为精致，他宁愿把它们留在北京也不愿远去热河而使之在途中遭到损坏。他还请求允许他的“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去珠山[8]。梁以一种轻松、礼貌、有尊严的、专注的和真挚的方式，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甚至提出可以为大使的船队提供一年的给养，马嘎尔尼担心梁的慷慨大方也许表明了他盼望使团早日辞去，于是便婉言谢绝了。整个过程给马嘎尔尼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官员对待下属和下等人的明显的友善和俯就”（《马嘎尔尼日记》，76；亦参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8b）。
伴随着这些早期会面的，是供给整个船队所需的巨大费用，日记记载了马嘎尔尼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开列的供给清单（《马嘎尔尼日记》，71）。梁表现出来的慷慨和友善使马嘎尔尼确认了东方人的普遍特征，使团受到“殷勤款待，照顾和尊重”，“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可能如此对待陌生人”（《马嘎尔尼日记》，71；亦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8b～109a）。
同时，如果说某些公认的思想有助于双方展开接触的话，那么，它却不能影响有关接触的另外一些因素。8月11日晚，使团由北河（Bei River）转至北京，许多官员特地从天津赶来参观使团。他们非常好奇地观察马嘎尔尼的服饰、书籍和家具，态度活跃，十分健谈，“没有一丝一毫的沉着，庄重和严肃。而我们曾被告诫中国人具有这些性格特征”（《马嘎尔尼日记》，80）。
然而，梁对一系列要求的肯定答复，对已知的中国人性格的确认，由会面而产生的新知识，这些都必须与另一个因素同时考虑，即马嘎尔尼的分析中出现的对中国的否定性评价。它们产生于到达之初时与徵瑞的会面。徵瑞是一位鞑靼族派头的官员，是钦差，他打算护送大使去热河，并且努力让大使意识到皇帝对鞑靼人比对汉人更偏爱（《马嘎尔尼日记》，86）。8月11日，马嘎尔尼，梁肯堂和钦差在天津会面，出现了各方之间的第一个严重的分歧。徵瑞不赞成把某些礼物留在北京。马嘎尔尼认为，徵瑞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英国人的理由以便保护那些精致易损的礼物，仅仅是因为（如他所说的）皇帝渴望马上见到所有的礼物。马嘎尔尼感到必须说服他，于是就说如果他固执己见，那么将是钦差而不是英国大使对礼物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这个建议“吓坏”了他，当梁也明确支持大使的意见时，他终于默认了。马嘎尔尼认为这一事件意义重大。他第一次遇到了另一类不像梁肯堂那样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官员。他说，他“轻易就发现了钦差对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抱以故意作对和不友好的态度”；因此“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合作”行为“不可避免地引起我的忧虑和不安”（《马嘎尔尼日记》，78～80）。
第二个与钦差有关的事件发生在8月16日。徵瑞说，已经收到报告，称英国卷入西藏叛乱，而叛军随后即与清廷驻藏部队交战。马嘎尔尼急切地否认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说英国在孟加拉的势力范围离西藏边界线很远，他猜测之所以提出此事，是为了打听有关英国在这一带的力量的消息。当徵瑞问及英国是否会协助皇帝平定叛乱时，马嘎尔尼清晰地感觉到令人不悦的咄咄逼人，因此予以否定的回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显示英国有很大的主动性，既可以选择协助皇帝，也可以选择支持叛军[9]。
马嘎尔尼与徵瑞的会面和他与王、乔、梁等人的会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他第一次开始区别汉人和鞑靼人，区别好官和坏官。他调适自己的感觉，使之能敏锐地感受细致入微的事物，于是他的认知和看法日益敏感，也日益改变。(https://www.daowen.com)
在我们和我们的向导多次不同的游历和聚会中，我以极大的关注注意到，钦差对使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尽管他经常试图以过分的赞美和表白来掩饰。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博取他的好感，但我怀疑他不具有对人产生好感的天性。（《马嘎尔尼日记》，85；重点为引者所加）
如下论断意味深长：外在行为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这里已看不到他早期对东方人好客的称道[10]。随着目光转向隐藏在“优雅举止与良好教养”，隐藏在“达官贵人”虚伪行为后面的东西，那些曾经备受欢迎的言谈举止现在遭到怀疑，需要回过头去重新分析，重新评价。
我们的的确确受到格外关注，人们常常带着好奇和嫉妒观察我们所有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哪怕是最精微的细节。这种好奇和嫉妒是我们从前读中国历史时不曾了解的。但我们努力在一切事物前做出最好的表情，在一切场合中留下明朗安宁的面孔。（《马嘎尔尼日记》，87～88；重点为引者所加）[11]
实际上，如果没有“明朗安宁的表情”，没有“善待好奇的耐性”，马嘎尔尼既不可能在谈判觐见礼仪中起什么作用，也不可能看透隐藏在中国人虚伪行为背后的“真实想法”。对于后者下文将另有阐述。现在马嘎尔尼开始思考收集到的信息，这些信息促使他去研究公认的看法与发现的新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意识到鞑靼人和汉人的差异，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关于“专制”的先入之见。
在初抵中国的日子里，马嘎尔尼不止一次提到专制。譬如，当英国船队沿中国海岸行驶时，有引航员上到“狮子”号引航。一看见船舱里的皇帝画像，他们“马上拜倒在地，以极大的热情亲吻地面好几次”（《马嘎尔尼日记》，64～65）。与这种近乎夸张的忠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达官贵人”被贬黜或者仆人因把腐坏的食物送给使团而坐牢时，他们受到的是“草率和即时”的判决（《马嘎尔尼日记》，83）。那些把使团运离北直隶海湾（the Gulf of Beizhili inland）的数量巨大的劳动力，也生活在这种专制统治下，随时可能遭到草率的惩罚[12]。
这些观察所得证实了关于东方专制的普遍看法。不过，更多的信息使马嘎尔尼对他先前有关中国的表述有所修正。在一个结论性的评述中，马嘎尔尼说，尽管“皇帝”号称专制，拥有东方式的种种头衔，但他的权力就像徵瑞的“过分夸张的赞美和表白”一样，只是徒有其表，只能使愚昧无知的人们拜倒在君主画像前。事实是，政府“只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三亿多汉人的暴政”（《马嘎尔尼日记》，236）。
在此，令人感兴趣的不是专制与暴政的细微区别，而是马嘎尔尼划分这一区别的过程。他再次利用了考察蝉和长城的那些方法：观察、测量、计算和比较，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以便能获得新的知识。
同时，预设的中立的信息收集过程被另一种变动打断了。这种变动动摇了观察者理想化的中立立场。当礼仪之后的事务性谈判一帆风顺的时候，当清廷官员赞美他所推崇的事物，对他坦诚相待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马嘎尔尼如愿以偿的时候，他毫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而只是赞扬他们的开放、诚实、随机应变和易于交流。然而，当马嘎尔尼没有如愿以偿的时候，他就会变得猜疑，甚至去寻找幕后的原因。比如去寻找潜藏在外观下的专政的真实性质就是一例。而在另外的场合，如在乘船前往北京时，他不得不对桅杆上挂着的标有汉字“朝觐中国皇帝的英国贡使”的旗帜，闭上眼睛（关闭感觉中枢），听之任之（《马嘎尔尼日记》，88）。他忘记了曾经划分的满汉区别。当他实际是在谈论鞑靼人钦差时，他说“中国人”的性格“令人费解”（《马嘎尔尼日记》，98）；他也忘了根据他自己的划分，皇帝本人就是鞑靼人。
在上述情况中，博物学家努力做到以客观立场观察世界，但马嘎尔尼的这种努力最终却被操纵和控制的欲望所代替。这样，马嘎尔尼与之交往的其他人、汉人和鞑靼人，他们或者是有助于实现“普遍性”的工具，或者是需要着手消除的障碍。在并不复杂的舞台上，无论同盟还是敌人，其中许多人都赫然耸立在马嘎尔尼对使团没能达到全部目标的解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