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话语中的“宾礼”
《大清通礼》的宾礼由两章组成（45和46）。第一章涉及皇帝与宾客的会面，这是本章的重点，后一章涉及皇帝以下各类人的不同头衔。第45章开篇就谈到周代的礼仪。
《周礼》中，掌管礼仪的是大行人[4]。九州之外的王国称为外国（藩国），每一个藩国要带上它最宝贵的东西作为礼物（贽）。（《大清通礼》45：1a）[5]
序言暗示《大清通礼》的内容与《周礼》有关，接着便解释为什么藩王要有朝觐。
在我们的时代，帝国的教导（国家声教）远播四方的外国，他们以宾客的身份来到帝国朝廷。来自天涯海角的王国表明了这一点。一百多年以来，依照帝国的常规，由礼部负责宴请并奖赏他们。（《大清通礼》，45：1a）[6]
由此，通过编纂文献，制定礼仪，以不同的方式安排皇帝与不同级别的藩王见面，就把外部与帝国本部联系起来。
各种有关礼仪规范的文献经过检验，融合，被编纂为宾礼。还有适用于各级官员，绅士和布衣百姓之间互访的礼仪也附在宾礼后面相应的正确的地方。（《大清通礼》，45：1a）[7][8]
接下来，序言又更详尽地描述藩王及其贡品。(https://www.daowen.com)
在向朝廷献上最珍贵的礼物的礼仪中（朝贡之礼），四方的外国人（四夷）被归为“国”，按季进贡。这些国的（国王）派遣仆从进呈陈情书（表文）与地方特产（方物），他们来到我们位于京师的宫廷。（《大清通礼》，45：1a）[9]
上述文献中，第一，令人注目的是，它开篇即援引《周礼》。这一举动相当有趣，因为序言后的帝国宾礼在特点上更类似于唐代和明代而非周代的宾礼。另外，比起唐代和明代的文献，清代编纂者做了相当多的改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礼仪种类。编纂者基于对《周礼》（编纂于公元前2～3世纪）中宾礼的理解，不但增加了有关皇帝之下的各级人员的礼仪的内容，也增加了有关遣使赐封外国君主的部分。这些增加的内容表明了乾隆时代的一个大趋势，即超越前代。即使不能恢复周代的准确形式，也要恢复其精神[10]。
其次，文献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来朝觐“清帝”，暗示有某些吸引力远播四方。这意味着某种类似于德的东西（通常意译为美德），威利（Waley）把德译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权力（1958：89，93）[11]。这些术语令人想起“阐释详尽的帝国大家庭学说”。尤其这些阐释看来体现了“面南之君”的特征，体现了朝觐中皇帝占据的地位[12]。在各种形式的朝觐中，皇帝对臣下进行教导、劝戒、轸念和赏赐，以这些方式向帝国疆域和全世界发表意见[13]。在位的皇帝在其训诫中既有自己的训示，也继承了历代皇帝的见解。他的训诫传至全世界（四夷，四个方向）。最边远的国家也会记录下最高君主的教导。他们的统治者被吸引到朝廷中来，在那里皇帝安排他们受到赏赐。下文还要详述这一过程，这里的引文表明皇帝的教导体现了一种贤明公正的统治，因而有权支配其他人包括藩王。
第三，外国藩王及其臣民被归入一个通称——“夷”，意指上述“外国人”。“夷”有时被译为“野蛮人”。然而，我相信就宾礼的上下文而言，后一种翻译不甚妥当，尤其是其他文献表明礼仪的目的在于亲近其他国家（以宾礼亲邦国；譬如，见《五礼通考》，220：1a）。作为名词，“亲”通常被译为家庭或亲属。在此，它用为动词，意为“爱”，“亲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14]。无论哪一种情况，运用这个词，再加上别的涉及善待藩王或轸念他们的词，看来都是指一种包容的过程，而非确认文明与野蛮之分别[15]。藩王的王国被称为领土（国），这一称号也适合于清帝国。这意味着，世界被设想为由众多各治一方的藩王构成，每个藩国都是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设想蕴涵着一个观念，即藩王的统治与最高君主的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第四，藩王据称是前来朝觐并进贡。亦即他们呈上陈情书和地方特产（方物）。“方物”这一概念特别令人感兴趣，它意味着一种把一国与另一国区别开来的方式。同一术语“方物”亦用来表示帝国境内各方的“贡品”。
总之，序言的大体结构表明了下述模式：帝国教化远播四方，引来外藩对帝国、下属对上司的仰慕和进贡[16]。因此，对于构成宾礼过程的关键性原则和模式，第45章的序言是一个有用的指引。然而，这只是它的一部分意义所在。回顾一下导言中有关礼仪中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讨论（第一章第五节）。在那里，我认为宇宙观总是存在于世俗的形式之中，因此将宇宙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礼仪之中，下面，我将转向礼仪过程之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