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转变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

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对中国18～19世纪的历史研究中，有两种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是社会文化式（柯文Cohen，1984），认为中国历史是一场“巨大的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13]。学者们通常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邓Teng和费正清Fairbank，1954）这一标题下谈到这种发展模式。社会文化学家们设定一个停滞不前错综复杂的传统中国，把19世纪西方入侵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必要刺激。这一理论框架的特点是重视西方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和早期中西关系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文化方法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在新左派盛行及反对越战的氛围下，一些人指责说，社会文化方法的实践者，尤其是那些研究外交关系的人，是在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进行煞费苦心的辩护^[14]。另一些人放弃了这种方法，转而追随那时对欧洲学术界有决定性影响的潮流。在历史学派和威廉·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的描述性结构社会学的影响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柯文Cohen，1984）。它发现中国有丰富的事件和活力，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发展。斯金纳的微观地区主义不仅提供了现成的密切相连而又无须虑及中国整体性的实体，还在另一方面背离了其前辈，即它视文化为附带现象，变化不定，这就不可逆转地弄乱了一致的传统观念，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正是以这些传统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历史的^[15]。

当18～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事件时，学者们发现了一部由社会运动、日常生活、阶层和性属冲突、知识分子骚动以及政治、经济转型等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社会史。但是，就像在欧洲的同类研究一样，对社会史的强调，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也许是无意识的）对国家政权和中国与海上欧洲及亚洲腹地关系的忽略。结果，在这一领域中，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促成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外来因素，而现在则认为：外来因素与中国的内在发展相关甚少。于是，中国有了一部富于生机的内在历史，而对中国外部关系的研究在过去20年里却遭到忽略^[16]。多数著者即使认识到有必要在研究中附带看看对外关系，也依然不加鉴别地依循历史悠久、令人尊敬的社会文化方法对对外关系的阐释——即著名的“朝贡体系”^[17]。同时，一小部分学者依然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有兴趣，却发现要支撑如此宽泛的看法（如威尔斯Wills，1988：229）是越来越困难了。下面我要讨论朝贡体系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