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通告与进入帝国的请求[1]
(1792年10月22日至12月3日)
外国使团在进入清帝国境内之前,藩王必须先呈交一份书面请求,请求允许进入并觐见皇帝,因为允许并非自动获得[2],所以通告和请求对于最终能否进入十分重要。详细地考察广东及朝廷官员如何对待通告书,可以清晰的看到,宾礼所规定的请求这一程序使帝国有机会考察那些寻求帝国觐见之人的动机。
东印度公司(EIC)的负责人与广东官员正常联系方式是通过公行的商人传递请求(禀)。1792年9月20日到达广东的机密主管委员会不愿意以这种方式传递文书。相反,通过商人蔡世文,他们请求会见两广总督郭世勋,声称他们是替国王传信的。清廷官员拿不准这信的性质,又不能有违帝国“怀柔远人”的规定,于是决定允许见面。
清廷官员允许的与东印度公司的会面带来了某些麻烦,在1792年10月22日郭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盛住的联合奏折中总结了这些问题。布朗、杰克逊和欧文,声称他们携有国王之信函,但信的落款却是弗郎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他是一位商务公司经理。这就使人怀疑信使、巴林与国王的关系,广东官员不能把他们归入国王信使之列,只好称他们为“野蛮人”或“外国人”(夷人),据英国人的叙述,他们被从觐见大厅转移到旁边的接待室,在那里,对他们的接待可以不必很正式[3]。(https://www.daowen.com)
当巴林的信从拉丁语和英语译成汉语之后,麻烦又来了。郭和盛住注意到使团提出的造访理由(恭贺皇帝80寿辰),于是想起处理这种事情的正常方式。和请求书一道的应该还有国王的信函(表)和礼物清单(贡单)。不但这些文书一样没有,就连信使对它们也知之甚少(《掌故丛编》,1b),问及礼物和使团何时可到,信使解释说,他们在使团出发前就已经离开了,因此只能估算使团到达的大致日期。至于礼物,他们只知道其中有一些很重,如果从广东取陆路赴京,礼物可能会受到损害。
接下来的奏折说,英国人很早以前便来到广东做贸易,并暗示此地是其入境的理想地点。但这一次英国人却打算在天津登陆。官员们知道自己在所管辖区域内的职责,必须妥善地关照使团,官员们指出他们对目前情势以及可能会给朝廷带来的后勤方面的问题很关注。他们指出,要阻止使团可能有困难,应把它引往广东,沿海各港口均应该做好准备以便接待英人(《掌故丛编》,1b~2a)。广东官员对请求书的评价是,它反映了英王的忠诚和感激。奏折,巴林信函的原本及译本都被送往北京,1792年12月3日朝廷对此做出指示(《掌故丛编》,2a)。皇帝从军机处那一天的奏折里获悉了英国人的请求。军机大臣说,请求书的拉丁文本和英文本已给了在皇宫里任职的西洋人(欧洲传教士),他们只能翻译拉丁文,提供了下列有关英吉利王国(英格兰)的情况。译者称英国是位于遥远的西北端的“红发国”,并说①英国的宗教信仰与其他西洋王国不同,②此前从未遣使到过中国,③没有英国人在宫中任职。军机大臣确认广东和北京对拉丁文本的翻译是一致的,然后概述了英国人遣使的理由和因礼物非常精致易于损坏而请求在天津登陆的事(《掌故丛编》,3b)。同一天,皇帝对郭世勋的奏折做出批示。通过军机大臣阿桂和和坤[4],弘历把他对英国通告的看法和有关使团的决定告知沿海各省官员及长芦盐政使。皇帝注意到请求书中所表达的“高度的恭敬,顺从,诚恳,忠诚等等情感”,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的“真心愿意转化”(向化之诚)。既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皇帝就应该准其所求。考虑到海上航行的风险,他提醒官员们,使团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港口停泊,地方官必须妥善接待。登陆之后,由认真负责之人稳妥地安排使团及其礼物。该官员必须护送英国人赴京,不得有丝毫延误。
皇帝指示沿海各省官员通知下属,随时报告情况。如果轮船在天津靠岸,长芦盐政使必须注意使小船能将比它大的礼物运到岸上。最后,应委任官员护送贡使到京,避免卸船延误[5]。随着1792年12月3日皇帝做出批示,宾礼规定的通告/请求阶段宣告结束,整个沿海动员起来准备接待英国使团。
可以考察一下地方官员和清廷对待请求书的方式。广东省的官员们本来能够非常熟练地妥善处理使团,但这一次却遇到不合常规的事情。如前所述(第二章第四节,二),广东官员们能够训练有素地想到一系列问题,区分请求觐见的国王与清帝国之外的其他外国人。但这一次,英国人携带的信函似乎把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与国王的使者混为一谈,于是问题变得棘手起来。广东官员的解决之道是力图把英王与东印度公司信使分别开来。同时,郭世勋和盛住询问信使许多问题,并把巴林的信函的多种译本相互比较,其目的就如同后来清廷的目的一样,是在于从英王的请求中,找出不合常规之处,以便弄清英王的意图。换言之,广东官员尽力想要从英王的遣使请求中估量他的忠诚。这些官员不能就是否允许使团入境做出最终决定,只有帝国朝廷才有权这么做。因此他们收集尽可能多的情况,列出不合常规之处,提出建议,所有这些写入奏折呈给皇上。同样的过程又在军机处进行一遍。
皇帝的决定以上谕的形式发给军机大臣阿桂与和坤,他们再把它传递给有关的下属。弘历研究了手中掌握的情况,认为请求是真诚的,至于它的不合常规可能带来的意外,通过地方官的妥善处理即可轻易解决。他要求立即采取有关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帝国各级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无阻。皇帝要及时了解事情的进展,若有延误责任必究。同时,随着皇帝允准使团前往天津,沿海各省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使团可能的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