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发生的事
9月28日马嘎尔尼回到北京，他忍着痛风的折磨，把注意力转向在圆明园尚未装配完毕的英国礼物。马嘎尔尼依然希望礼物能够打动皇帝，讨他欢心，这样可以促进谈判的进程，因此，当他得知清廷官员催促英国艺术家尽早完工以便皇帝一回到北京就能观赏时，他十分烦恼。当官员们被告知需要更多的时间方能完工时，他们十分诧异。马嘎尔尼注意到这件事再次表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表明他们认为是劳力而不是技巧才是“惟一必要的东西，因此在他们眼中，复杂如天象仪一般的机器完成起来就像摇起千斤顶那样简单”（《马嘎尔尼日记》，145～146）。接下来是进一步的失望，当皇帝最后终于参观了展出的礼物时，詹姆斯·丁威迪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对英国人的天才肃然起敬。据说，皇帝的评价是：“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普劳德富特Proudfoot，1968：53）。
仿佛在伤口上撒上一大把盐似的，9月28日，马嘎尔尼从不能证实的消息来源获悉，高级官员们宣称，依照中国的法律，使团在中国的停留最长不超过40天，因此英国人应该返航了。马嘎尔尼立即送了一张便条给和坤，他对珠山的贸易优惠表示感谢，再次请求允许派麦金托什去那里，因为只有他才能确保友好的商业往来。然后，马嘎尔尼说他决定过了新年即离开北京，由陆路去广东，费用自理。和坤答复说这需要第二天在圆明园开一次会才能决定（《马嘎尔尼日记》，146，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57）。
1793年10月2日的会面，被证明是英国大使与在京官员商谈“商业”事宜的惟一机会。在场的有和坤、福康安、福长安。会面一开始，就收到从广东来的几封信，马嘎尔尼应根据官员们的要求，宣布了信的内容并“坦诚”地把信放到和坤手里。这些信是阿德米拉·高尔（Admiral Gower）写来的，他已经到达浙江沿岸的珠山岛，给“狮子”号补上了供给，水手们休整一番之后，现在准备起航。“印度斯坦”号也在珠山，还等着麦金托什船长回船。和坤说，希望“狮子”号尚未起航，因为他确信马嘎尔尼急切盼望回家。和坤说，皇帝知道北京的气候不太适合外国人，因而很关心马嘎尔尼的健康。因此，马嘎尔尼没有理由推迟行程，尤其是新年的庆宴与马嘎尔尼在热河见过的庆宴差不多。
马嘎尔尼撇开关于天气的话题，提醒和坤，他曾承诺一旦返回北京就提供谈判的机会。马嘎尔尼解释说，他可以自己掏钱以便在京多待几天，目的是加强英王与中国皇帝之间的“牢固的友谊”，他的君主盼望接待中国的回访。和坤避免做直接回答，而是又将话题转移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的关心，这使马嘎尔尼得出结论，官员们极不乐意处理商业事宜。然而，当他起身告辞时，和坤及其他官员对他非常彬彬有礼、讨好奉承。马嘎尔尼的翻译向他表示祝贺，解释说这类谈判只能导致“最快乐的话题”（《马嘎尔尼日记》，147～148）。
马嘎尔尼返回住所，得知皇帝给英王的回函已经写好，只需要译成拉丁文就可以了。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使团启程的一个信号。王和乔的来访增加了他的忧虑。他们垂头丧气，马嘎尔尼认为原因在于丧失了使团成功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于不能因参与接待使团而获得提升。王和乔通知他，第二天他将被传召进宫接受皇帝的信函。第七章将评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包括马嘎尔尼写给和坤的请求和启程仪式。在此只需注意大使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挫折。
在此，值得讲一讲马嘎尔尼在10月4日晚与阿米奥神父的会面。阿米奥说，中国人看重使团一时的礼仪，却没有兴趣订立长久的条约，因此，不能在短时间内期待他们做什么，而是需要长时间的耐心、谨慎和灵活。可以通过两国君主的经常通信来加强使团已经留下的良好印象。阿米奥建议，可以指定一名英王特使常驻广东，以便促进更进一步的交流，并使英国有了一个代表能参与事关朝廷的活动。在这一阶段，马嘎尔尼不应该失望或沮丧。不要在乎眼前的得失，“重要的是通过精心安排的行动而带来的更为巩固、更为永恒的利益”。阿米奥力劝马嘎尔尼请求获准启航（《马嘎尔尼日记》，151）[19]。
尽管马嘎尔尼似乎赞成神父的意见，认为使团已成功地达到了目标之一——给帝国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此感到满意，但实际上，由于对成功的期望如此之高，马嘎尔尼不容易使自己接受看来使团已完全失败这一事实。见过阿米奥神父之后，马嘎尔尼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失败。神父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欧洲的混乱曾引起清廷的关注，欧洲发生的事情使中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对所有欧洲人抱有偏见。马嘎尔尼很相信这个看法。另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是朝廷有猜忌心理并固执地坚持不变的原则，当然，大使本人也有些“微不足道”的失误，然而，马嘎尔尼得出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是朝廷拒斥革新，尤其是在皇帝生命的暮年，还有他所猜测的朝廷重臣们种种不予合作的阴谋（《马嘎尔尼日记》，153）。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嘎尔尼写信给当达斯，反复提到上述观点。他特别强调朝廷里的不合作，也就是中国官员的故意阻挠，这是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随后，当他在广州获悉英国努力调停西藏与尼泊尔的冲突的细节时，他确信在西藏指挥军队对廓尔喀人作战的福康安是许多针对他的阴谋的幕后指使者。马嘎尔尼认为福康安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害怕一旦真相大白，他将失去从战争中捞到的荣誉和功绩，因此，他必须尽快把使团打发出北京（《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94）[20]。
也有让人宽慰的事。马嘎尔尼发现许多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并无敌意。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他能区分中国人。“至于较低阶层的人们，他们都倾向于进行商业交易，在我们泊船的每一处，看来没有什么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停在他们的港口更让他们高兴的了”。马嘎尔尼的这些评论，再现了他到中国来时随身携带的关于财富和国际商业往来的种种预设。这里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分类：政府首脑，难对付的官员和心理上易于接近的较低阶层。在此，他亦断言，在坦诚和合乎情理的基础上，与某些“好中国人”对话是可能的。不幸的是，这些好中国官员的地位太低，不能立即帮助使团。而围绕在年事已高的皇帝身边的又是一些猜疑和嫉妒的官员[21]。
1793年10月7日，使团离开北京。徵瑞伴着使团一直到天津，在那里，马嘎尔尼在热河时就已印象颇深的松筠接过了护送的职责。使团到达天津时，马嘎尔尼与松筠进行交谈，并受到盛情款待，这使马嘎尔尼不禁回忆起清廷对他的接待。他在10月13日的一则日记条目中写道：
以最高级别接待，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周到与关心，宰相和珅亲自做向导，领我们参观了两天的宫殿和园林，用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来款待我们，对我们说看到如此壮观的使团多么令他们欢喜，赞赏我们的言谈举止，取悦我们。然而，不到两月，他们就明显地表现出希望我们赶紧告辞。毫无保留，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催促我们启程，心怀不满地打发我们走，然而，我们一离开北京，一路上的接待却又分外慎重，分外高级别，所受限制也比从前少。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必须去探求这是怎么一会事。也许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种他们无法抗拒的印象，却又羞于承认；也许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错了，希望能予以弥补。（《马嘎尔尼日记》，164，重点为引者所加）
作为对中国经历的总结，这段话很好的结合了马嘎尔尼的困惑和他所宣称的中国人行为中的矛盾，在这里，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他把由于他自己的局限而引起的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别人。有鉴于此，他的结论可谓给他所借以理解中国的分析工具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判。他试图以博物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却未能发现真相，相反，他眼中的别人充满神秘，诡计多端，有心理缺陷，他的困惑亦源自对清廷的绝对把握和优越感，这两种感情贯穿于使团的计划和组成的全过程。这种态度又被深深地嵌入公共领域理论之中，然后与马嘎尔尼非常有效地予以表述的帝国理论结合起来，并借之与另一个帝国构建进行接触。到此，可以暂时搁下马嘎尔尼使团的有关叙述，从清帝国的角度更详细地考虑一下它认为合适的给予使团的接待级别。在回顾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是与其他王国的关系的特色之后，我将考察构成宾礼的原则，与其他藩王的关系正是借宾礼来规范的。在下一章，我将利用现存的清帝国的有关记载来重建中英会面，偶尔用一些英国方面的记载，旨在彰显而不是调和双方记载上的差异。
【注释】
[1]见Pritchard 1936：312～345，Cranmer-Byang 1983：216～243。Singer 1992和Peyrefitte1992。
[2]除了《马嘎尔尼日记》之外，还包括《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6～121，送给当达斯的一大堆资料的附函，和Pritchard 1938：378～396，495～507
[3]Nicholas Thomas在讨论18世纪奇珍异品（curiosities）这一观念时指出，对博物学家来说：
把人工制品抽象为科学领域中的一块飞地，这是一种双重操作，一方面，它不断地使自然哲学家的旅行和收藏带上权威性，另一方面，它会声称某个奇珍异品是样品，这个样品属于科学范畴而不是什么时髦用品或商品，时髦用品或商品缺乏科学权威，只能用于交易并从中获利。（即将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嘎尔尼向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和他的秘书约翰·巴罗公开他的日记，但是他从未出版过基于他的观察所写的文章，亦从未从他获取的中国“知识”里大量牟利。
[4]亦见7月22～27日条目，尤其是对7月26日晚雷暴雨的描述。在从北京到热河的旅行日志里，马嘎尔尼绘制了路线图，标明地名、距离、经度、纬度（这些在《马嘎尔尼日记》里提到过，但没有复制，见116页），如同航海计程一样，这些记录亦是全新的“知识”。(https://www.daowen.com)
[5]《马嘎尔尼日记》里对长城的记叙比斯当东的要简略一些，后者的描绘和测量长达7页多。见斯当东1797，2：372～380。
[6]马嘎尔尼看到普通百姓时，忍不住大声吟咏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米兰达：
呵，奇迹呀！
有多少讨人喜欢的人呵，
有多么美丽的人呀！呵，勇敢的新世界里
有这样的人！
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趣的对戏剧和形象的选择。
[7]福摩萨是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台湾省的称呼。——译注
[8]珠山即浙江舟山，下同。——译注
[9]有关这两位官员的传记，见《马嘎尔尼日记》：325～331。《马嘎尔尼日记》：86～87，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9B～110a。此时，马嘎尔尼并不知道，孟加拉的英国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尼泊尔廓尔喀人与清军在西藏的战争。尼泊尔国王曾向英国求援助，见《印度事务部档案》，孟加拉政治会议，1792年10月3日，12月2日，12月30日。这些记录的副本从孟加拉送往广东，在那里等候马嘎尔尼到来。见第八章第三节。
[10]类似的变化也见于马嘎尔尼的观察力方面。他拿出一些准备作为礼物送给皇帝的枪械，他确信这些武器在中国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清廷官员看过之后，几乎无动于衷，于是大使得出结论，面对“代表我们的技艺和优越感的小小的样品”，他们隐藏起惭愧之情（《马嘎尔尼日记》：90）。
[11]马嘎尔尼的新认识使他对那些在别的情势下可能视之为收获的情况并不感到愉悦。9月1日，在北京，金简来拜访他，告诉他，他向梁肯堂提出的关于让“狮子号”移到珠山的要求，皇帝本人已批准了。马嘎尔尼写道，“有关我们的一切情况和从我们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被详尽地向上面报告并被记下来”（《马嘎尔尼日记》，105）。
[12]《马嘎尔尼日记》，83，88～89。同时，他观察了劳动者，他惊讶地发现，人们乐意干这些活儿，干得很高兴。同样令人惊奇的还有，尽管政府有一个“有无上权威的”领袖，但“却没有理性的、确定的国教”。人们可以信奉他所崇拜的任何神灵。
[13]《马嘎尔尼日记》，63，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6a。有关荷兰人，见Lamb 1958：57～68。
[14]小乔治·斯当东是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译注
[15]《马嘎尔尼日记》，99～100，《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12B。建议的译本既不见于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也不见于北京的清代档案，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七章。
[16]《马嘎尔尼日记》，120～121。马嘎尔尼告诉当达斯，他甚至愿意就承认中国优越性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官员们没有兴趣。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13A。
[17]《马嘎尔尼日记》，169，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8A。马嘎尔尼对当达斯指出，通过广东官员这一渠道，皇帝已拥有了英国技术，他把帝国的收藏称为“科克斯（Cox）博物馆”。伦敦就实实在在有这么个地方，见Altick1978：69～72。马嘎尔尼语意双关，伦敦的科克斯不但设计和展出这些装置设备，而且生产并出口到中国。
[18]安德森（Anderson）叙述了去帐篷的队列杂乱无章的情形，他的叙述与马嘎尔尼的叙述适成鲜明的对照。见Anderson1795：180。
[19]马嘎尔尼立即草拟了这样一份请求，并派人送到和坤那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63。
[20]清廷已收到在西藏的清军指挥官福康安的报告，谈到他与孟加拉方面的接触。他说，加尔各答长官，皮楞（Pileng）人的头目，劝说廓尔喀人停战。福康安认为这标志着皇帝德泽远播，并补充说，加尔各答的皮楞人也许与在广东贸易的人有关系。然而，他并没有直接把皮楞人与英国人联系起来。（《廓尔喀纪略》51：4b～5a，7a～8a）。亦见Rockhill 1910：58～62，和Fu1966，1：324。
很难辨析这种形势如何影响了清廷对待英国使团的态度，但马嘎尔尼离开北京之后，朝廷曾咨询过一个叫冈格勒·塔则西江（Ganggele Tazhexijiang）的廓尔喀人，问英国人是否就是来自加尔各答的皮楞人。他说不是，皮楞人其实是对某一种人的贬称。但他又说，他在北京见到的英国人相貌、服饰都与加尔各答来的人差不多，因此也许他们是同一种人（《宫中上谕》QL58.9.14；68：85～86）。
[21]10月6日《马嘎尔尼日记》中写道，许多朝廷官员对使团颇有好感并希望英国人多留几天。这些官员是哪些人，这条消息从何而来，日记里不清楚。见《马嘎尔尼日记》，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