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到历史：中西关系史上的马嘎尔尼使团

马嘎尔尼在《中国观察》（Observation on China）一书中总结道，使团的成果之一是“中国以前从未有机会了解我们，而现在终于有了，这必定会使他们在将来以恰当的方式看待和对待我们”（《马嘎尔尼日记》，213）。如上所述，马嘎尔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又不全对。然而，尽管这一看法似乎有点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尤其是与清对使团的评价相比，但这一事件后来在欧洲、北美和中国引起的反响是相当大的，围绕使团的意义，产生了许多阐释和评价。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打算探讨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史学研究中的某些主题。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动摇材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的关系。我最注重的是那些与本项研究特别相关的某种遗忘或抹杀。我想要说的这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是1860年英国军队进入圆明园时所发生的事。士兵们在大肆抢劫中认出了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皇帝的马车和火炮。关于马车，以后再无任何消息，而火炮则被运回它的生产地——伍尔维奇·阿塞纳尔（Woolwich Arsenal）。乔治三世送给乾隆帝的礼物又被拿回来，这表现了对使团的特别的评价——也许，使团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失败，只能用英国的武力予以挽回，或者说使团表现了一种愚蠢，竟以为中国统治者会积极地回应这种外交姿态（参见何伟亚，1994a）。因此，在大多数有关中西关系的论述中，没有谈到对礼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许多礼物的兴趣是如何形成对有关事件（如马嘎尔尼使团）的历史回忆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叙述时少一点偏见或少一点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于如何依据多种阐释立场和我们每天面对的权力结构来定位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首先要做的是批判性地评述现有的讨论，或者说，在本项研究的语境中，解构历史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