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导论

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的动机，通常并近乎完全地被阐释为经济因素。在商业利益驱使下，英国政府试图借助外交改善贸易状况并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1]。这一解释不但看起来合乎情理，而且受到使团有关文献的支撑。无论从哪个角度——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这一解释都是无可辩驳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IC）——也许是因遣使入华可能实现的贸易增长的主要受益人——却并不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公司董事们指出，“第一和最重要的目标，是不要削弱或损害”既存的对华关系。因为自1784年代偿法（the Commutation of Act 1784）实施以来，对华贸易有了显著改善。他们担心由使团导致的任何帝国敕令只会使广东的官员们对公司产生反感。他们还认为，公行制度——尤其是它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垄断——明显有利于贸易。另外，对于英国政府进入某一领域从而可能对其权威地位造成威胁这一点，公司的董事们十分敏感。如果政府想在广东派驻领事，情况尤为如此。但同时，公司的董事们也感到，在收集中国的茶、丝绸和棉花的生产情况，以及判断中国人对随使团而来的各种制成品的反应方面，使团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用处^[2]。

如果说经济因素型的解释因为东印度公司对遣使入华的犹豫态度而显得难以服众的话，那么，它亦可因其将大量的与使团有关的活动置若不关痛痒和微不足道的事件而受到质疑。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国务大臣亨利·当达斯（Henry Dundas）和马嘎尔尼勋爵都声称，英王国政府的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3]。依此区别把使团分礼仪性和商业性两部分，首先建立大不列颠与中华帝国之间的主权平等，然后借此获得商业方面的成功。在仪式方面，马嘎尔尼想通过精心安排的巧舌如簧的展示来吸引乾隆皇帝的注意，使他对英国的“国民性”有所认识。马嘎尔尼决定通过展示大英帝国所完成的智力与科学成就，并保持高度的成就感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亦希望借助于某些基本的中国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他通过阅读那一时期有关中国的全部著作总结出来的^[4]。譬如，他确信清帝国可能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5]，因此，巧舌如簧的炫耀应小心谨慎地对待“东方习俗与观念”（《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08.132～133；克莱默—宾Cranmer—Byng，1963：122）。如此这般的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特别意义，因为马嘎尔尼依据自己阅读各种资料的体会，认为中国人常在“外在表现”的基础上来评价一个人（《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43）。(https://www.daowen.com)

对中国的这些看法构成了使团中礼仪部分许多重要文件的内容。譬如，乔治国王给乾隆帝的信函、马嘎尔尼勋爵挑选的给皇帝的礼物及礼单、英国所拟定的接近清廷的计划，以及马嘎尔尼筹划的旨在说服中国官员改变觐见方式以便把大不列颠和其他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区分开来的方案。

我考虑上述论题的目的，不在于以一种原因取代另一种，而在于设想把使团理解为一种18世纪晚期大英帝国独特的文化产生模式。我并非要划出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形式之间的区别，而是把“外交”和“贸易”视为已嵌入话语的观念。被嵌入这种话语使这两个观念被自然化为诸种原则的表达方式，而这些原则对于广大的英国公众而言是不证自明的。在探讨外交和贸易时，我要注意的是：①使团的计划者对英国自我认同的国体、国情所做的诠释；②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东方”情感；③这两者是如何构成了在向中国皇帝谈论“公共领域”时所用措辞的框架（见后）。为了便于探讨这一有争议的话题，请允许我首先回顾乔治三世给中国皇帝的信。比起乾隆帝那封著名的回信，19世纪或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封信的研究实在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