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嘎尔尼勋爵与外交

马嘎尔尼勋爵总结道，英国外交礼节和公共领域话语结合在一起，带来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尽管不彻底，却开始了一个最终会产生惊人成果的历程^[9]。1794年秋天返回英国后，马嘎尔尼和英国国务大臣亨利·当达斯便迅速行动起来，以巩固与清廷会面所获得的成果。最初他们打算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以国王公使的名义去清帝国朝廷，但后来因为他生病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于是，他们于1795年春天送去许多信件和礼物，它们到达中国时已近当年年底。这次交流特别有意味，因为它包括了一些新的有用的“知识”，它们被认为是由使团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积累下来的。

一共发出了五封信，每封信都是英国官员写给他认为与之地位相当的，与马嘎尔尼交情甚好的中国官员的。每封信都采用了个人式的，亲近的口吻，意在表明马嘎尔尼开创的更为友好的关系。最先是英王给皇帝的信，其中表达了对盛待使团的感激之情。“礼仪性”的开场白之后，转而谈到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澄清了英国在孟加拉的势力范围与中国在西藏的领土之间的情势，最后承诺很快派一名英王的代表去广东，一旦皇帝愿意接见，就立即前往帝国宫廷。继国王的信函之后，是当达斯和马嘎尔尼给长麟的信，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给长麟和粤海关监督“伯和”（Hoppo）的信。每封信都以书面形式确认了马嘎尔尼与广东官员之间的谈判成果（《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3：327～330和345～374）。

印度事务部的记载里有一份未署名的指示，谈到了对信函的处理，每封信都被译成了拉丁语和汉语。指示认为，译本必须有英王的印鉴，以便显得“更权威”，接着又写道：

英文原版和拉丁及汉语译本应装在一个黄色的丝制小袋子里呈给皇上，袋子的大小刚好能装下信函，为避免被弄脏，外面用黄色的纸或亚麻布包一层，把这个只装了用三种语言写成的信函的丝织袋正式地送到总督那里，当着他的面由公司驻广东的负责人拆开外面的包装。(https://www.daowen.com)

给总督的信可以放在一个绿色的丝质袋子了。中国人认为，东西越小越精致。（《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3：361）。

英国人对礼仪形式的关注通过真实地体现大使眼中重要的中国特征而表现出来。因此，以一种令人忆起皇帝给英王的信的方式来装好信函，把信译成多种语言，设想能给清廷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英中之间建立平等交往关系，并由此确立主权平等。随信而至的礼物是这个过程的延伸。它们被分为两组，一组给皇帝，一组给总督及广东的伯和（Hoppo），并且按性质和官衔分有级别。

总之，与皇帝和广东官员的交流，旨在继续使团所相信的由它开始的与清廷之间的对话，并确认由合情合理与中国人打交道这种可能性产生出来的乐观情绪。就像使团本身一样，这种交流是围绕已被使团确认的有关“东方”朝廷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还包括由马嘎尔尼勋爵细心观察、细心记载而积累的新知识。

然而，当更多的信于1804和1811年送往中国时，国王的特使却并未派出，马嘎尔尼眼中的使团的成功并未成为追逐的目标。在好些年里，英国政府，如以往一样，关注着欧洲大陆上的革命的发展，而没有派另一个访华使团，直至1816年才又派了阿美士德勋爵率团访华。那时，似乎由马嘎尔尼取得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如上所述，嘉庆朝廷回顾了有关英国使团的历史记载，考虑到广东的紧张局势，对宾礼的问候和准备阶段做了相应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