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东南亚国家

对于众多渴望与清帝国建立联系的藩王，清在不同地区的中心城市给予不同的礼仪接待，以示区别。总的来说，东边和南边的国家，觐见多安排在北京。

朝鲜是这一普遍规则中的一个例外。朝鲜国王是最早归顺满族的藩王之一，他的使节有时在沈阳——清的第一个首都参加礼仪活动，有时在北京。朝鲜之特别还在于他每年都要派遣使节。这些特征解释为什么朝鲜总是作为模范藩国出现在清廷的记载中。譬如说，在《大清通礼》中，朝鲜排在其他藩国之前，派往朝鲜的帝国特使总是有较高官衔（《大清通礼》45：5a）。在《大清通礼》中有关帝国发往藩国的命令一章中，朝鲜也被作为正确行事的榜样（《大清通礼》30：3b～5a）。在觐见及宴会中，朝鲜使节也被给予特别的关照（《大清通礼》19：9a和40：34b）。

从1637年到1881年，朝鲜一共435次遣使入清^[48]。这些使节拜谢帝国恩典，表示恭贺（尤其是皇帝的生日）或吊唁，递交陈情书，求赐帝国历法，请求授权等等（H.春Chun，1968：92～93）。据此记载，清—朝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朝鲜国王是清帝属下的藩王。同时朝鲜通过与清帝那里类似的礼仪，建立自己的统治，安排不受清帝干预的宇宙道德秩序。

在琉球和安南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在清的东南属国中地位仅次于朝鲜，在乾隆时代，琉球像朝鲜一样，接受清廷特使的授权，仪式由清廷规定^[49]。琉球亦被要求每年谴使入清。然而，似乎琉球同时也是日本九州岛萨摩领主的藩国（萨凯Sakai，1968）。

安南也是每年谴使入清，与清的关系也是同样复杂^[50]，从下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最高君主与藩王之间的主仆关系也意味着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乾隆时代，安南发生叛乱，最终推翻了忠于乾隆的王室。叛军逼近河内时，李氏皇帝向广西求援，乾隆帝听说忠诚下属有难，立即派军前往。到1788年，帝国军队占领河内，但很快被迫撤退。叛乱头目请求归顺，并于1790年在热河接受赐封（拉姆Lam，1968：167～179）。(https://www.daowen.com)

乾隆帝对在忠于清廷的国土上发生的王朝更替和另一个藩王的崛起的认可，并没有结束清与李氏皇帝的关系。它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李氏家族及其忠诚追随者被吸收为中国旗人，并被授以军衔（《清代名人录》，680～681）。

清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不尽相同，但似乎都按上述方式建立起来，以对付不同的形势。譬如，暹罗，在18世纪后期几次谴使入清，使团中就包括寻求贸易的商队。而通常情况下，使团抵达的时间正好是皇帝的生日，或向其谢恩的场合，进行贸易的请求大多会得到允准。另外，暹罗因在1766～1770的清对缅甸战争中有援助之功而得到特别酬谢（1766～1770；威拉蓬Viaphol，1977：140～159）。

清与缅甸的关系显示出各领土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清泱泱大国的国力而言，对缅战争并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后来，缅甸国王又开始遣使入清^[51]。乾隆末期缅甸使节参加了许多恭贺皇帝长寿和长期执政的庆典^[52]。对于这样一个曾有效抵御清廷军队的国家的使节，清廷的热情接待令人惊讶。

除了暹罗和缅甸以外，澜沧江的老挝，在乾隆时代至少十次遣使，其中多数是为了恭贺皇帝生日。有一次，皇帝在热河庆祝皇太后的生日，本应在北京被正式接待的使节，获准前往热河（《热河志》，24：7a）。

简短的回顾揭示了清帝与东南亚属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无常，起伏不定。即使是与最忠诚的藩王之间，这种关系也远远不是清晰明确的。武装冲突并不妨碍重建彼此最高君主—藩王的关系。另一方面，借以构建此种等级关系的帝国觐见，并不比与上述亚洲腹地藩国的觐见麻烦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