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礼与外交

清帝国的宾礼和英国外交礼仪，两者都体现了旨在组织各领土之间和强大的帝国构建内部的政治关系的活动。两者尽管达到目的的方式不同，其预设和实践却有着同样普遍的诉求。并且，清廷和英国使团成员均对如下事实感到某种满意，即他们的产生权力关系的模式已揭开了或探知了对方的力量与弱点。但是，无论哪一方都不能过多地偏离各自关于构建世界的实践的观念，也没有理由期待他们这样做，尤其是，清廷统治者和马嘎尔尼勋爵会面之后彼此都觉得对对方的了解远胜从前。然而，双方对势态的评估却大相径庭，都隐隐感觉到如果接受了另一方的主权观念则自己的诉求就会遭到重大损害。

马嘎尔尼勋爵对构建外交关系的礼仪和事涉商业交换的商务有所区分，而清廷的观点则是以礼仪来构建帝国统治权，两者绝非轻易能取得一致。马嘎尔尼所运用的基于个人理性的认识论，与清廷沿中线而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涉及众多参与者与时段的各种行为，经由多个代理人做出评估，从而产生知识——这两者无论如何是不能相互包容的。行为方式和评价标准的不可比较产生了势不两立的政治差异，只有一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这种差异方可消除。马嘎尔尼给乾隆帝的礼物是上述差异的焦点。

英国大使表述了普遍的商业结构和国际关系，作为这种声称的一部分，他试图把英国皇室与东印度公司、把他们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与东印度公司想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商品区分开来。在区分时，马嘎尔尼赋予前者源自并超出物品“市场价值”的意义。清廷把这种策略解释为一种对优越性的声称，并视之为“傲慢”和“不真诚”。在觐见诗和给乔治三世的上谕中，乾隆皇帝区分了礼物本身的珍贵和马嘎尔尼对礼物的不恰当的评价。(https://www.daowen.com)

弘历在这些文书中所做的区分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效果。第一，他把使团带来的礼物与英国人在广东做贸易的货品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不是物品的种类不同，而是行为方式的差异。换言之，朝廷既未把礼物视为科学成就的表述，也未把礼物视为商品。这使弘历得以依然认为帝国赠礼和地方特产（方物）体现了人的性质特征，只有在它们出现的特定的语境中方可加以辨别。也许长麟出于同一逻辑，才会允许马嘎尔尼从中国带走一些茶树、桑树和蚕茧。作为当时最负有怀柔远人之责的官员，长麟并不把马嘎尔尼要求的东西视为商品，而是视之为赠给英王的臣仆的合适的礼物。第二，从用处这一角度来考虑英国礼物，朝廷认为某些技术造成了一种威胁，譬如说“狮子”号上的火炮。这不是因为火炮本身十分危险，而是因为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这也许可以解释英国人的叙述：弘历一方面对“君主号”战船模型感兴趣，一方面又把礼物斥为适合小孩的玩具^[1]。

英国人把“礼仪性”的活动和以理性为中心的谈判区分开来，这使会面更趋复杂。朝廷视宾礼为一种持续的天衣无缝的过程，有着明晰的开端和结束，因而无意将其划分开来。既如此，马嘎尔尼反复要求谈论使团的商业使命，在朝廷眼中，这恰是这帮与众不同的西洋人傲慢无知、无礼纠缠的又一例子。

会面中不可调和的差异也是由双方在构建上下级关系方面相反的看法构成的。清帝国认为，通过复杂的不间断的对话，可以将藩王的权力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以此构成上下级关系。而在英国人已经归化和正在归化的话语中，对代理人而言，优等与劣等是内在的、固有的，为其天性之所然。在相互承认主权这一层外衣之下，不证自明的优越性依然会显现出来，种种好处会沿着自然而然的方向，从较高者流向较低者。现在我打算依次谈一谈这些不同的权力观念，从讨论清代宾礼与统治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