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广东：长麟与马嘎尔尼（1793年11月9日至1794年1月）
11月9日在杭州，松筠把马嘎尔尼介绍给新任两广总督长麟。第一次见面时，长麟就把10月27日宣布的新增的帝国赠礼交给马嘎尔尼。其中有被马嘎尔尼称为“快乐之纸”的皇帝手书墨宝。他赞扬它是皇帝能给予别的国王的“友谊和仁慈”的最高象征（《马嘎尔尼日记》，176）。尽管这些评价有点言过其实，但礼物由长麟亲手转交，这一举动意义重大，因为这样做目的在于在负责管辖与英国人利益攸关的地方的官员与藩王贡使之间建立联系。
这样的考虑是重要的，因为就像徵瑞和松筠一样，长麟亦奉命继续考察贡使及其随从。尽管已找不到他在11月和12月的奏折，但出自阿桂和和坤的朝廷信函却表明，长麟不但继续评估英国使团，他的报告还与松筠的报告相互印证（《宫中上谕》，QL58.10.28，68：161～163）。结果皇帝及其大臣们早些时候对使团的尖锐看法有所缓和[10]。譬如，11月19日，弘历发文取消澳门的一艘英国船只的税收（《高宗纯皇帝实录》，1439：3a～4a）。第二天，朝廷收到松筠转呈的马嘎尔尼的禀状，他感谢皇帝的仁慈、友善和慷慨，所用语言与英王信中表现出来的谦卑与忠诚正相一致（《宫中上谕》，QL 58.10.17，68：115～118）。
在那段时间，马嘎尔尼与长麟几乎天天见面。在11月17日的会面中，长麟询问贡使对广东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询问那里的官员有无不当行为，与松筠一样，他也在试探英国人的意图。就像前几次那样，马嘎尔尼认为这种“有关商务”的询问是坦诚布公的，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做了回答。
我告诉他……，由于我的请求所遭到的冷遇，我很自然的认为，北京的清廷对英国即使不是不友好的，也是非常冷漠的。如果不是松筠以高度可信的权威尽力把皇帝对我们的赞扬和关怀告诉我，如果总督不曾在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就当着松筠的面确认皇帝的看法，那么我就会带着上述想法回到故土。（《马嘎尔尼日记》，181；亦参见184）
由此可以看出，松筠和长麟熟练的安慰举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表明清廷暂时不用担心英国人会有敌对行为。事实上，与松筠和长麟的交谈大大鼓舞了马嘎尔尼，他确信使团的商业活动已经开始，三天后他向长麟提出了对广东贸易状况的看法。他请求变革现行贸易体制。
这些看法前三条谈的是征税问题。马嘎尔尼请求以规范的方式和固定的数目征税，并让皇帝对此有所了解，还请求对在澳门和广东之间往返的船免征附加税。第四条和第六条请求可以在广东的英国工厂之外自由活动，自由出入城市，允许广东的英国商人在贸易船只离开之后依然留在广东。第五条请求划出一处地方，使生病的英国水手可以在那里休养直至恢复健康。第七条和第八条请求允许与“行”之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第九条请求允许英国人学习汉语。第十条建议若有英国人犯法，则只惩处犯法之人。最后一条是“要把英国人和美国人区别开来，后者虽然也到广东做贸易，并且说同一种语言，但却居住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属于另一个国家，与英国人完全不同”（《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96）[11]。
鉴于上述请求中的某些条款已收到过皇帝的答复，而马嘎尔尼竟然坚持不懈的又向长麟重新提出来，这实在令人不解。也许他并不认为皇帝早些时候的答复与这些问题有关，也许他觉得既然使团的真正的商务活动最终开始了，他应该重新提出他的基本谈判要求。无论如何，这些请求，伴随着开放更多港口进行对英贸易这一热望，十分简明地概括了英国在中国的目标，这一目标最终在半个世纪后凭借武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得以实现。在此另有一项值得提及，它把这些请求与英帝国的利益，与马嘎尔尼的认识论（epistemological），还有下一代英国人对中国的关注都联系起来。马嘎尔尼“热切地”祈祷中国政府实施更为自由的政策，向好奇的英国旅行家们开放国门，允许自由考察（《马嘎尔尼日记》，19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事实上，正是这种“自由考察与好奇”使使团获得了一项卓越的成功。回忆一下，东印度公司曾建议使团收集中国的商品生产资料。尽管中国人又“嫉妒”又“迷信”，可是马嘎尔尼不但收集了许多茶和丝的生产情况，还得到了一些茶树的活标本。他仅仅只是向长麟提出要求便获得了这些。长麟注意到英国人“对一切有关自然史的事物都很好奇”，因此允准从地里拔几株茶树给他。马嘎尔尼打算把它们送到孟加拉加以种植（《马嘎尔尼日记》，186）[12]。
这一事件表明了一种相当有趣的观念对照。先前，在觐见之后，清廷猜测使团的来意在于“刺探情报”。从现有的朝廷记载来看，这是指收集有关清帝国军事力量的情况。朝廷的对策不是隐藏起自己的力量，而是调出驻军，列队于马嘎尔尼所过之处，让他看看帝国的力量如何。而英使对这些军事展示关心甚少，印象不深，只觉得它们是给予大使的一种礼遇（《马嘎尔尼日记》，202）。另一方面，马嘎尔尼在收集他想了解的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时，仅仅通过提出要求就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了。对于长麟这样的官员而言，给予马嘎尔尼他所感兴趣的“知识”，这似乎是善待远人的又一例子，这种善待将带来别的“胜利”。
譬如，12月9日，长麟宣称收到一份上谕（《高宗纯皇帝实录》，1439：13a～15a），其中皇帝简要评述了迄今以来的会面，并说欢迎英王再度遣使来华。马嘎尔尼请求要一份副本以便翻译成英文（《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2：431～436），并在日记里写到，皇帝明言未来的任何接触都必须经由广东，暗示他对使团直驶北方，在北直隶港登陆的行为是“不满意的”。马嘎尔尼写道：“然而，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便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些做法，我们才掌握了中国东北沿岸的地理状况，获得了关于黄海的知识，在此之前，欧洲船只从未驶进过黄海”（《马嘎尔尼日记》，193）。这段话可能有几分夸张。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马嘎尔尼认定他的对抗行为是多么富有成效。比起他在此谈到的知识（其中许多是通过他的自由考察和好奇心获得的），比起获得的中国自然史的样本，比起收集到的商品生产信息，比起价值难以估量的这一切，皇帝的责备又算得了什么呢？换言之，在获取上述这些实际材料时，有一种清晰可见的帝国主义逻辑（imperial project）：把抵赖（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非理性地对待我们）和对抗作为产生知识的手段，并以这种知识来证明英国人的优越（看来这似乎亦是间谍们最关心的问题）[13]。
尽管英国礼物未能改变鞑靼人和汉人对英国人的印象，马嘎尔尼认为上述“胜利”依然很重要。也许没有比与长麟的一次谈话能更好地展示“优越性”的例子了。马嘎尔尼对这次会面的记叙之所以显得分外突出，部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叙事结构，这种结构在下个世纪的官方文件和英国帝国主义文学中反复出现。换言之，这一事件成为陈词滥调，经久不衰。
12月4日晚，马嘎尔尼与长麟闲聊。几乎没有别人在场，马嘎尔尼注意到长麟的烟筒灭了，便从口袋里掏出“装磷的瓶子”并迅速点燃火柴。马嘎尔尼写道：
一个人能把火装在口袋里而不招致任何伤害，这使他非常诧异。于是我向他解释了这一现象，并将瓶子赠送给他。这个小小的插曲使谈话转到其他令人好奇的事物上。从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到，中国人在医药、外科技术和哲学知识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多么落后呵（尽管他们在机械学的某些分支方面还是很出色的）。（《马嘎尔尼日记》，190）[14]
于是，马嘎尔尼变成了一位老师，详细地解释西方世界的种种奇迹。至于反应，长麟及其同僚们“仿佛从梦中惊醒，朝廷竟然对我们的发明抱以冷淡和漠然，对此他们无法掩饰他们的遗憾”，所有这些提升了马嘎尔尼对他们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使他更弄清了中国的问题所在。他写道，在康熙时代，思想较为自由，但从那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当今的政府，猜疑革新，不遗余力地“抑制人类知识的进步”。不过，马嘎尔尼还是比较乐观，他确信任何阻止进步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因为人类有向上的天性，因为有“共识”（common sense），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有见识的”普遍性并未把这种“共识”排除在中国人性格之外。换言之，对普遍人性的承认，使他得以①怀疑“鞑靼政府”是否能长期“抑制汉人臣民的生机活力”，②确认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有共同性：两者都很自负（《马嘎尔尼日记》，191和215）。
正是在这个简单的事件里，马嘎尔尼演示并说明了，而长麟也认识到并承认了英国在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于是，帝国主义逻辑就建立在了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怀疑的确定性之上，即如马嘎尔尼所写的，“我们当中更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拥有的更好的知识将平息他们的忧虑，削弱他们的成见，改变他们的坏印象”。就像一种自然的力量，源自公共领域性质和价值观的知识将提供一种必要的升华，使中国人能够克服他们的“嫉妒”，使英国人能够抛弃他们“对别人的轻视”，使两国人民都认识到他们是“由同一种材料做成，受同样的情感支配”（《马嘎尔尼日记》，215）。肯定共性的同时又保留英国人的优越性，这就是马嘎尔尼为什么最终认为使团是成功的。
1793年12月19日，使团到达广东，长麟、郭世勋、粤海关监督苏楞额设宴款待。在这段时间里，长麟一一答复了马嘎尔尼的十一条请求和在广东提交的另外五条请求。第一，他暂时削减了广东与澳门之间的税收，并解释为什么朝廷不能固定征税。他亦答应公正对待英国商业事务负责人，更多地与之交流，他看来似乎赞成为海员建一个医院，允准中国人给英国学生教授汉语。他还补充说，现在官员们将注意区别英国人和美国人（福Fu，1966，1：327～331，和普里查德Pritchard，1936：366）[15]。
种种成功使得马嘎尔尼在向伦敦汇报时，强调如下目标均已实现，即使中国人更确切地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格，获得有关中国的更多有用的知识，以便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公众能够派上用场。譬如，12月23日马嘎尔尼从广东给亨利·当达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清楚地说明，尽管他怀疑在北京有种种针对英国使团的阴谋活动在进行，尤其是考虑到福康安对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情况的歪曲描述，他十分肯定地认为，直接面见皇帝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好结果，尤其可获得应邀派遣第二个使团入华的机会。他建议英国政府抓住机遇另派大使去北京，两者都要在他的成功的基础之上再做工作，并纠正有关对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情况的诽谤（《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91～194）。
同一天，他给东印度公司写了一份冗长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他已完成的一切。马嘎尔尼除了谈到他成功地得到了茶树、桑树和蚕茧之外，还提到许多令人鼓舞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英国有可能在中国扩大贸易。尤其令他兴奋的是，诸如“羊毛袜”之类的优良的英国羊毛制品有希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样令人激动的是，看来中国人理解劳动分工的好处，两国的劳动成本相等，这使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中国产品有利可图[16]。并且，中国人与欧洲人不一样，对用金银交换自己需要的商品并无成见。上述因素有助于扩大对华贸易。马嘎尔尼指出，如果进入中国的商品生产区，则能获得最大的好处。而如果东印度公司能够控制英国海员的行为举止，那么他认为进入商品生产区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专制政府嫉恨任何有可能危及它的臣民的安定与服从的行为。同时，一些官员能够接纳英国人。马嘎尔尼已教过广东官员如何区分英国人与美国人，现在中国人把美国人称为“扬基人”（《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203～211）。
马嘎尔尼获悉英国和法国正在打仗，于是转而留意确保广东附近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以便保证使团安全返回英国。在准备行程时，马嘎尔尼决定依靠他所感觉到的和长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谊。1月8日，他邀请总督及其他官员到英国工厂与他和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共进早餐。清廷官员答应允许英商进入并予以特殊待遇。同一天晚些时候，王和乔含着眼泪，带着一种只可能出自“真诚和正直的心灵”的“深情和关切”告别使团（《马嘎尔尼日记》，216）。1月15日，马嘎尔尼离开广东前去澳门，广东驻军列队相送。同以前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以矛盾的口吻结束了他的日记。与中国接触所产生的知识使他确信“没有比用欧洲标准衡量中国更荒谬的事了”。同时他本人并不“自诩”他的记载“可以为他人提供帮助或娱乐”（《马嘎尔尼日记》，221～222）。但一个文学俱乐部成员的这番话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当真呢？(https://www.daowen.com)
有关马嘎尔尼启程的奏折似乎一星期左右后到达北京。1794年1月25日，军机处正式宣布帝国的宾礼过程结束：英国人已离开清帝国返回故国了，获悉英国和法国正在打仗，军机大臣们似乎终于明白了英国人的来意。他们认为，也许他们旨在寻求抗法的盟军（《宫中上谕》，QL 58.12.24，68：207～212）。不过既然最高君主乾隆皇帝怀柔远人，一视同仁，那么清帝国决不可能与英国结成联盟去打击法国。
【注释】
[1]这种拒绝似乎不是单单针对英国人。Bartlett指出它是军机大臣的普通规矩，见1991：185。
[2]该段汉文原文为：皇帝降旨慰问，礼部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贡使对词，通事译言，礼部尚书代奏。——译注
[3]1729年就建立了这个贸易点，见Fu1966，1：160。
[4]北京现存清代档案中似乎只有部分与这部分使团有关的奏折。没有长麟的奏折（见下文）。马嘎尔尼亦注意到松筠几乎每天都收到或发出信函。
[5]马嘎尔尼的想法有几分道理，但值得回忆一下，徵瑞的困难任务不止是使团做好觐见准备，而且还要管理英国礼物，情况与松筠完全不同。不管怎样，松筠报告中与徵瑞不同的口吻，加上长麟对待英国人的方式，这一切使戴逸和Pierre—Henri等学者认为这两位官员比和坤、徵瑞和军机处其他官员要少一些对外国人的偏见。现存的有关英国人离京之前和离京之后的报告有十分明显的差异，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处在礼仪过程的不同阶段上。毕竟，松筠和长麟的任务是使礼仪过程有一个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局。
[6]当然就在给予这种周到的待遇的同时，皇帝又下令削减对使团的供给，马嘎尔尼敏锐的目光似乎从未洞察到这一点。
[7]第七条可能源自在宫中供职的天主教传教士。它也可能与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有关，也与雍正时代的传教士问题有关，见Pritchard1929：105，Fairbank，Reichauer和Craig1978：249～251，和Fu1966：1：138～168。
[8]譬如，10月21日和27日皇帝的上谕。在前一道上谕中，皇帝指出贡使可能现在已安静下来，但官员们要记住他是非常狡猾的（《高宗纯皇帝实录》，1437：4Aa～b），后一道上谕中，皇帝提到使团离开帝国时应予以额外赏赐（《高宗纯皇帝实录》，1437：9a～11a）。
[9]在亚洲腹地和东亚问题上与俄罗斯的竞争通常被称为大竞赛（Great Game），见Hevia1994d。
[10]11月，皇帝继续用朱批奏折警告官员们：一旦应允英国人的一个要求，更多的要求则会接踵而至。见《宫中上谕》QL58.10.10，68：58。
[11]马嘎尔尼到达广东之后，与英国商务负责人对情况进行了讨论，然后修正了他的清单，把它扩展至十六条项目，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2：451～460。
[12]亦见《马嘎尔尼日记》，291～303，吉兰（Gilan）博士收集的有关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资料。茶树被丁威迪（Dinwiddie）博士带往加尔各答，见Pritchard1938：501和《马嘎尔尼日记》，374～375中，Cranmer—Byng的第57条注释。还不清楚是否还有别的东西用于实验。
[13]1797年，乔治·斯当东出版了他的叙述，由此，使团获得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其著作包括了一个单独的画册。还有源自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画的蚀刻，以及中国沿海航海图和大量的珠山与山东半岛的地形图。后者的图中，有些地方以马嘎尔尼、斯当东和阿德米拉·高尔（Admiral Gower）命名的。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收藏有三卷本的亚历山大有关使团的草图及绘画。英国博物馆里藏有两卷本。亦见Corner和Sloman1981。
[14]一个例外是“水力学”，关于这个马嘎尔尼有许多话要说，见《马嘎尔尼日记》，272～274。
[15]另外，1794年1月1日，长麟宣布了两条规定。尽管朝廷记载里一条也没有，英译本却承诺将严厉惩处敲诈勒索欧洲人的行为，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2：467～486。
[16]1794年1月，马嘎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孟加拉总督约翰·肖尔（John Shore）爵士，信中马嘎尔尼对英国贸易的前景不甚乐观。他列举了许多“阻碍”英国产品进入中国的因素。其中包括：皇帝年事已高，不愿改革，政府小心谨慎，在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之后更是如此，见Pritchard1938：498～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