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詹姆斯宫廷到中国海岸
1792年5月2日，前驻俄大使、最近才卸任的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嘎尔尼勋爵走进圣·詹姆斯宫，觐见英王乔治三世，他被正式任命为国王的访华大使。觐见完毕时，马嘎尔尼单膝下跪，吻他的君王的手。第二天他被任命为“大不列颠国王向中国皇帝派出的特命全权大使”，并宣誓成为枢密顾问官。6月，他被授予子爵爵位，并获准携带金银餐具、华盖、绘画及君主的马车等等去中国（普里查德，1936：292～295）。
这项典礼之后三天，准备支付使团全部费用的东印度公司在维护其利益并保持在中国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方面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公司负责人说服马嘎尔尼和当达斯，允许他们充当使团的先头部队。5月5日由亨利·布朗（Henry Browne），艾尔斯·欧文（Eyles Irwin）和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组成的名为机密主管委员会（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的小分队，从英格兰出发，1792年9月20日到达广东。一到那里，他们立即请求拜见两广总督[30]。
1792年9月26日，马嘎尔尼勋爵和56名使团成员登上有64门大炮，由伊拉斯谟·高尔（Erasmus Gower）船长指挥的“狮子”号军舰，由朴次茅斯港启航。另外39名成员和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载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印度斯坦”号，由威廉·麦金托什（William Mackintosh）船长指挥。9个月之后，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在那里，马嘎尔尼获悉皇帝已准许使团前往天津（《马嘎尔尼日记》，23和63）。
7月16日船队快到天津时，马嘎尔尼发布了一份公告，宣称他的权威高于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官员和水手，并指出了他对下属行为的要求。公告在“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的甲板上宣读，它指出，对华关系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坏印象，因此，马嘎尔尼警告每个人：任何时候行为都必须“规范”和“谨慎”，如果发生了在中国法律管辖范围内的意外事件，他将不会为之说情。表现良好的人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予以表扬，表现不好的人将被暂时停职或立即解雇。任何人未经上级允许不得上岸溜达。未经大使许可，任何箱子或包裹不得搬离船上或卸在岸上。禁止任何商品贸易，除非马嘎尔尼认为此类交易有助于实现他的使命。颁布禁令的原因在于无论使团还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家都认为，贸易会使帝国朝廷对使团产生偏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32a～134a）。有了这些安排，带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高度自信和明确的使命，马嘎尔尼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他将在那一时刻对中国皇帝阐释公共领域的思想和价值观。
【注释】
[1]这亦被称为“自由贸易”观点，A.Peyrefitte1993最近重述过这一观点。然而，早在组织后来宣告失败的1787年卡思卡特（Cathcart）使团之时，国务大臣亨利·当达斯就强调说，如果使团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那么英国便没有任何义务“与其他国家，甚至除了东印度公司之外的其他英国臣民们交流利益”。第二，英国政府确实在寻求更大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样做是代表东印度公司，那时它正垄断了对华贸易。见Morse 1926，2：155。
[2]《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63～68。亦见《印度事务部档案》“第一、二、三份报……”1～10，和Pritchard 1938：210～221。
[3]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48，50～52和Morse 1926，2：155。长久以来，当达斯就是东印度公司的批评者和王室利益的倡导者。在18世纪80年代，他便努力从东印度公司手中夺回对印度的政治控制，并通过一个叫“管辖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的政府机构对印度进行投资。他亦主张用王室军队取代公司的军事力量；见Phillips 1940：23～60，尤见49～55。马嘎尔尼把英国国家政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见T.Bartlett 1983：87和Fraser 1983：175，177～197及209～210。
[4]见第五节18世纪英国流传的有关中国的知识。这类知识及其他关于中国的表述源于一些欧洲使团的叙述，如1763年的兰格（Lange）使团，1762年的贝尔（Bell）使团，还源自传教士的叙述，如杜赫德（Du Halde）1735年的叙述在1736年被译成英文。在马嘎尔尼使团启程之前，东印度公司为他收集了一大包早期使团对中国的叙述，见James cobb“关于中国和各使团来往的大致情况”，时间是1792年，《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85～90。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资料的内容，见Pritchard 1936：409。
在康奈尔大学Wason收集的年度为1786年的马嘎尔尼的图书编目包括：Duhald和Liebnitz的著作，有关Anson和Cook航海的著作，还有Samuel Johnson、Locke、Voltarie和Hume等人的著作。见《马嘎尔尼日记》，42里Cranmer-Byng的评论。马嘎尔尼的图书表明他是一个近乎典型的知识广博的绅士；见下文。
[5]《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46～47。或许马嘎尔尼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出这个结论，他在任马德拉斯总督时就已感到与印度王公打交道很困难。见Fraser 1983：177～197，指出，马嘎尔尼经常对印度统治者表现出“毫不掩饰的轻视”（194）。
[6]所有引文引自Morse 1926年版本，2：244～247。这封信的许多措辞都是马嘎尔尼勋爵在1792年1月4日给亨利·当达斯的信中建议的。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37～42。
[7]有关这些及其他航海，见Marshall和Williams 1982。Marshall注意到马嘎尔尼使团的人员类别与库克（Cook）航海类似。见Marshall 1993。
[8]类似观点见Vattel 1916，3：121。他还补充说，鉴于资源分布不均衡，国家有“义务”促进相互贸易。
[9]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尤其是谈到驻外使节，有关情况可见1766年的一次演讲，见A.Smith 1978：552～553。
[10]哈贝马斯（Habermasian）模式具有分量的观点之一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Specificities）和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不一定会产生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形式。我在此对公共领域的描述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事物。最近学术界的争论常常迷失在对这个观念的欢乐之中，这反映了公众空间（Space of public）借以形成的排他性过程。在争辩中很少涉及到妇女、儿童、工人、穷人、非洲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仅举数例），除非他们被作为思考“启蒙理性”（enlightened rationality）的对象。资产阶级的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对哈贝马斯式观念的另一种选择，有关这一点见Stallybrass和White 1986。
[11]有关公共领域的各种讨论，见Stallybrass和White 1986。Calhoun 1992的文章，和Eagleton1990。
[12]有关乔治三世时代的政治腐败，见Namier 1930：4～7和1965：158～172和Watson 1960：8～9。Namier认为，“腐败”可以被视为暴发户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没有它，下议院就会只有有地绅士一个阶层（5）。在新兴的金融业者中就有东印度公司的“富翁”（见Watson 1960：163），他们遭到Edmund Burke这样的知识贵族的强烈批评。见Burke对东印度公司的抨击1866，8：11～113。
[13]见《马嘎尔尼日记》：17～23，Cranmer-Bang对马嘎尔尼生涯的讨论。马嘎尔尼标榜自己远离腐败，忠诚地为公众服务，只收取微少报酬。见Pritchard 1936：274，294。(https://www.daowen.com)
[14]见《印度事务部档案》，“第一、第二和第三份报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是“天底下最腐败的”，中国人猜忌、怀疑、胆怯、迷信，“无意革新”（1793：4）。
[15]March（1974：39～45）回顾了其他欧洲作家与休谟类似的观点，尤其是J.S.Mill在布莱顿的乔治四世的皇家建筑就是一例。
[16]有关英国的中国时尚，我赞同Appleton 1951：90～120的观点，他在第102页上引用了Chambers的看法。亦见Allen 1937，Bald 1950，Chen 1936和Steegmann 1936。
[17]一般认为18世纪欧洲产生了世界历史和连续的时间的观念。我对这种观点并无异议，但我发现在同时代的英国杂志中也出现了民族的和排他主义的历史。譬如《年鉴》，1758年创刊，刊登了有关大不列颠过去一年的历史、编年史和政府文件等方面的一些章节。人们会认为这也许表明了大众文化和更为严肃、更有哲学意味的治史方法的区别，除了休谟，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多年编撰《年鉴》并为之撰稿之外也写过英国史。有关18世纪历史观念的改变见Collingwood 1946：59～85和Nisbet 1969：104～125，有关18世纪的欧洲与欧洲古迹之间的联系，见Bernal 1987：192～204，有关理性与进步，及两者的产生见Lloyd 1984：57～73。有关观念的变化及观察世界的新方法，见Lowe 1982和Reiss1982。
[18]有关主权的讨论见于17和18世纪对市民社会起源的争鸣之中。这场争鸣遍及社会契约理论和君权神授理论，涉猎了有关权威的资料和表述。关于“历史观念”中的主权，见《大英百科全书》1911，25：519～523，它表明了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模糊性，亦见《社会百科全书》1934，14：265～269。最近，Hinsley指出，今天的主权观念与国际关系有关，这样的主权观念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大致始于维也纳会议，见1969和1986。Ryan（1982：4～8）读过Hobbes的《利维坦》之后，指出这样的主权观念是通过系统地排斥其他的权威观念而得以在话语中形成的这种排他性构成的，旨在建立主权地位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the sovereign's position），这种立场与上文讨论的构建公共领域是一致的。
[19]Vattel本人认为先例仅仅只是“一种习俗”，他解释说大使以下新设了各级官员以解决先例造成的问题。1916，3：367～368对18世纪欧洲各国关系的先例研究很少，因为欧洲外交史学家们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建立了欧洲各国的平等关系。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先例问题依然存在，有时还导致激烈的冲突，有关发生在伦敦的事例，见Lachs 1965：108～109和E.Turner1959：131，159～160和216。Martens在他的著作中专列一节谈论避免先例导致的冲突（1795：136～144）。Horn认为这一节是Cobbett加上去的，见1961：205～206。
[20]有关欧洲宫廷里礼仪的重要性，见Martens1795：136～144。John·Adams在1785年与乔治三世有关觐见的谈话中，谈到了他对礼仪的看法。见C.F.Adams1853，8：251～259。
[21]Cobb研究了从前的访华使团之后指出，荷兰人因为不能肯定大使是否与荷兰王室有关系而在广东陷入困境、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68。卡思卡特使团的医生尤尔特（Ewart）在给当达斯的信中亦有类似看法（142）。对于尤尔特的这些建议，马嘎尔尼以相当恼怒的口吻说，这些是常识（155）。
[22]见当达斯给马嘎尔尼的指示，Morse1926，2：233～234。当达斯指出，“许多不同的旅行者的表述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相信皇帝本人是平易近人的”。
[23]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20：142～144和Cranme～Byng和Levere1981：520～525。《掌故丛编》22B～24B可以找到中译本。Waley—Cohen1993：1534提到了船名。
[24]见《马嘎尔尼日记》里的描述（122）和Peyrefitte 1992封面上的图画和Singer 1992。
[25]原文如此，疑有误，据上下文推断应为“要遵守那些不损害主权荣誉或个人尊严的礼仪，以便不危及谈判”。——译注
[26]Vattel 1916，3：121，这一节结束时的观念听起来很像英国为19世纪对中国使用武力所做的辩护：“这是一个国家为促进相互贸易而必须履行的普遍义务中最基本的。”（重点是引者所加）
[27]见Steuart1966，1：16～17，Vattel对君主亦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君主是“明智、温和的父亲和忠诚可靠的管理者”，见1916，3：21。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与Tribe类似1978：80～109。
[28]见Vattel 1916，3：35～36，47～52，75～77和A.Smith，他在常被人忽略的《各国的财富》的“第五本书”（“Book Five”of Wealth of Nations）中，讨论了君主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见1976：689 ff，亦见他的著作1978：5～6，和“君主的权利”及“权威”标题下的内容。
[29]《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1：39～43和Morse 1926，2：237～241。马嘎尔尼亦被授权促使日本和东南亚开放对英贸易。
[30]有关委员会对广东事件的叙述，见《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3：5～141。第六章要谈到清廷官员留下的叙述。双方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东印度公司坚持派遣委员会而不是让政府派皇家特使去宣告使团访华，这种做法极大地搅乱了事情。委员会以通常的理由解释这种混乱，以之为广东地方官员设置障碍的又一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