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先例的马嘎尔尼使团
马嘎尔尼使团除了在外交谈判中派上用场之外，还常常被视为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开端。譬如，S.韦尔斯·威廉斯（S.Wells Williams）强调，使团的成果之一就是比以前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1895，2：455）。在19世纪下半期的条约港口史（比克斯Bickers，1993a，b，c）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大量通俗中国史中，使团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历史书中，用下面的警句（epigram）对这次事件做了速记式的评价：
平心而论，大使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热情的款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客套的打发。[4]
在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出现的有关英国人在中国的英语历史书中，这些警句似乎具有吸引力，被用来为英国政府对清帝国采取更侵略性的姿态做辩护。譬如，想一想，为外交活动编撰规则是19世纪20年代“欧洲协议”才有的事（欣斯利Hinsley，1969：284～285）。伴随着这一进展的是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中国进口的鸦片骤然增长，这两项促使英国商人吵闹着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马西森Matheson，1836）。这些情况使英国人的观念变得狭隘，并强化了他们头脑中“西方”与“东方”的分野。当年，马嘎尔尼认为可以通过理智的交流来克服双方的差异，而今这种乐观情绪已一去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话语，它近似于18世纪90年代曾用于形容中国人的特点的那些话，旨在鼓吹与中国人的“嫉妒”与“排外”进行更为直接的对抗。
有时候，中国人与欧洲之间的绝对差异被以一种耸人听闻的口吻说出来[5]。但另一种方式比这种笼统的予以轻视的方式更为流行，即关注那些真正应为限制了英中限制的接触负责的人，即广东那些腐败自私的官员和处于垄断地位的行商（奥贝Auber，1834：397；马西森，1836：77；和戴维斯Davis，1836，1：57～58）。大致说来，清除这些官员就会使中国向英国开放，因为中国人十分愿意与欧洲人接触（古茨纳夫Gutzlaff，1834：305和林塞Lindsay，1833：178，182）。
从这些前提出发，出现了一种预示论（typology）。它将马嘎尔尼使团作为其出发点。尽管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是否成功颇有争议，但最起码有一位观察家曾说过，使团访华之后，广东的外国商人条件有所改善（戴维斯Davis，1836，1：72）。人们普遍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官员一旦遇到强硬的和通情达理的人，就会抛弃他们不合情理的行为与要求，如果这还不行，那就要动用武力了[6]。对中国人的任何屈服不止是有损欧洲人的荣誉，而且只会使中国的孤立、排外和优越感长久存在（马西森，1836：17～19），并阻碍与讲求实用的中国普通百姓的交往。有鉴于此，1834年律劳卑（Napier）勋爵出使广东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一开始他努力直接交结广东官员，但由于他们的“无知和顽固”而遭到失败，并导致贸易中止，接着律劳卑在中国百姓当中广发传单，谴责清廷官员，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也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律劳卑便威胁说要把英国炮舰开到城墙下[7]。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武力的运用增加了强硬和理性的分量，许多人认为这是维持以战争赢来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在这种氛围中，一些英美观察家质疑马嘎尔尼的行为，认为他在取悦中国人方面做得太过火了，竟然在乾隆帝面前“磕头”（埃姆斯Eames，1909：121和罗克希尔，1905：31）。(https://www.daowen.com)
上面援引的警句在这段历史语境中很重要，它以一种便于复制而独特的方式定义了1840年中英关系全面改变之前中国的实质性“问题”——清廷拒绝英国人以英国式的方式进入中国。尽管警句的魅力部分在于它的可重复性，但它更有另外的意味。紧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版的一本书中，又增加了一条，即“最强硬的答复”，加上的这一条仅见于此书（阿博特Abbott，1843：232）。我认为，其他资料中并未收入这一条，是因为这种说法把在现在英国人对对华关系的阐释中变得如此重要的那种行为特征都归咎于清廷官员。在一种严格按照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文明的思路构建起来的话语中，居然两极之间有如此不严密之处，这不能不引起关注。
到19世纪末，这样的两分法支配了英国人的对华交往观念。譬如，中国的“优越感”与英国的主权平等观念、中国的孤立及排外主义与英国的世界主义、中国的排他性与英国的自由贸易、中国官员的猜忌与英国外交家的豁达等种种对立。由此出发，又新增了一些用于阐释中国政体内部机构的对立：专制君主与官僚系统的对立、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地方政府与乡村的对立、受官方支配的对外关系与广大民众对“自由”交往的渴望的对立等等（譬如，莫尔斯，1910，1：1～2）。在上述最后一种对立中，同样是中国大众，如果他们袭击欧美传教士或贸易商，就会被视为是“仇外”。
可见，上述表述不断在新的阐释框架（如现代化理论）中找到一席之地，长期维持它们的是强有力的换喻式的形象（metonymic image），这种形象提供了稳定的用于表述的对象。我愿意谈一谈这些形象中最重要的两个，不但因为它们对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有内在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它们是马嘎尔尼使团带回英国的“中国”事物。我指的是“磕头”[8]一词和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信，下文要谈到这封信的经历。
首先应予注意的是，欧美话语中，磕头和乾隆皇帝信函两者并未受到同样的关注。譬如，在19世纪西方的对华关系的叙述中几乎找不到谈论这封信的，只有1896年E.H.帕克（E.H.Parker）曾出版过一个摘自《东华录》的版本。而磕头，阅读本书前面部分就可猜想，它在19世纪有关中国的英语资料中被谈论得最多。事实上，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如此深入人心[9]，以至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声称，第一次盎格鲁—中国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鸦片而是磕头。下一节的目的就在于解释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