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统治者与藏传佛教
在1792年的《喇嘛说》中，乾隆帝指出，清对藏传佛教的关注源自元明两代与来自亚洲腹地的西藏喇嘛的关系。在元代，忽必烈（khubilai）与藏传佛教萨迦派喇嘛八思巴之间就建立了喇嘛—资助人关系。在明代早期，卡玛帕（karmapa）喇嘛曾于1407年造访明成祖。在两次会面中，皇帝赐头衔与喇嘛，而喇嘛授皇帝以密教初始仪式。据西藏方面的资料记载，在明代的会面中，喇嘛还承认皇帝和皇后是文殊菩萨和度母菩萨的化身[24]。
除了元明两代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之外，清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那就是担心亚洲腹地出现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蒙古王国[25]。满族入关之前，即有此忧虑。当一些蒙古可汗拒绝臣服于清时，这种忧虑就更深了。另外，还有下列情况：仅仅在努尔哈赤着手统一满族前几十年，俺答汗（Altan）与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会面，共同回忆起八思巴（phags—pa）和忽比烈（khubi—lai），并建立起类似的喇嘛—资助人关系（鲍登Bawden，1968：29～30和罗萨比Rossabi，1975：118）。1639年，土谢图汗衮布使他的儿子（后来被达赖喇嘛赐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那位）被蒙古喀尔喀承认为喇嘛转世。这样，形势就更复杂了。据鲍登（1968：53～54）的研究，可汗的目的在于反对西藏格鲁派，同时阻止西藏人与新近建国号“清”的皇太极之间的潜在联盟，为己考虑，清统治者千方百计要防止格鲁派或喀尔喀呼图克图成为蒙古复国活动的中心（格鲁伯Grupper，1984：51～52）。
清朝建立之后，满族人、蒙古人、西藏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达赖喇嘛，偶尔还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Jebtsundamba khutukhtu），就像清朝的敌对藩王一样行事，他们给蒙古可汗授权、授衔、授印，仲裁可汗间的争端，并且像皇帝和可汗一样，接受和派遣使团，号令民众，有时甚至号令军队[26]。另外，这些喇嘛每一个都自称是菩萨的化身，金刚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观音化身达赖喇嘛，这两个菩萨再加上文殊菩萨便构成三头政治[27]。因此，无须惊讶，清代早期会出现对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皇帝的顶礼膜拜（法夸尔D.Farquhar，1978）。
在关注喇嘛和呼图克图活动的同时，清帝也热心于藏传佛教教义和宗教活动。他们修建庙宇，膜拜诸如大黑天等藏神，乾隆帝还批准了不朽的翻译和编纂佛教经典工程[28]。清帝还和西藏、蒙古僧侣一道参加在五台上举行的朝拜文殊菩萨活动[29]。藏传佛教为清帝视圣（格鲁伯Grupper，1980和1984），清帝则欣然接受“转轮王”和“文殊菩萨”一类的名号[30]。(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名号中，最后一个名号“文殊菩萨”尤为有趣。格鲁伯认为，“各类西藏经典都强调圣化君主要兼济两个孪生目标：神界统治权和世俗统治权”（格鲁伯，1984：49～50）。佛教中的君权神授观念也很令人瞩目，它在菩萨和转轮王之间形成一种联系。斯内尔格罗夫（Snellgrove）注意到，在非常早期的佛教中，统治权即与文殊菩萨有关联。在一份讨论建造神坛的文稿里，文殊菩萨被置于如同“伟大的转轮王”一样的中心地位，他有着藏红花一样的颜色，转着巨大的轮子（斯内尔格罗夫，1959：207）。这些描述与绘做菩萨像的乾隆帝画像相互对照[31]，使清对藏传佛教的关注更加有理有据，理所当然。
试想一想清帝涉入密教初始仪式的意义所在。尽管隔着千山万水，但只要慷慨解囊资助佛教，就可以达到对西藏的政治控制。换言之，皇帝不必参加初始仪式也能因资助佛教而受益。那么，皇帝为什么还要参加仪式呢？一种解释是：这可能与密教教义有关，密教仪式内含承诺，使人能只经今生而不必经过耗时久长的再生就能达到佛境，要实现这一点，喇嘛们所掌握的知识至关重要，喇嘛们正是运用这些知识修筑圣坛，主持仪式，使人达到佛境。
到乾隆时代，喇嘛—皇帝关系起了某些变化。与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关系密切的萨迦派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格鲁派。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与蒙古学者、格鲁派专家章嘉·若必多杰的交往[32]。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曾在雍正帝宫里学习过满语，汉语和蒙古语，并与一同读书的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过从甚密。在18世纪30年代早期，他行至西藏，与达赖喇嘛一起研究，并于1735年被班禅喇嘛授以圣职。除了尽心效力于乾隆帝之外，章嘉还把印度文献评注和密教经典，从藏语译成蒙语和满语，并教弘历藏语和梵语，在雍和宫建立大学，传授哲学、密教、医学。据西藏呼图克传记载，章嘉还主持了乾隆帝的密教初始仪式[33]。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章嘉充当了乾隆的个人特使和藏、蒙、满之间的斡旋者[34]。章嘉的多项职责和成就以及他主持皇帝初始仪式的特殊身份，表明了弘历涉足藏传佛教的程度。通过章嘉这位代言人，皇帝努力想把藏传佛教纳入统治之中，并用敛自内地的财富来资助佛教[35]。
从对满族与藏传佛教统治集团的关系的简短回顾，便可看出这种关系与清帝国的形成和重塑有密切的联系，政治与宗教并非互不关联，而是相互交融，共同嵌入宇宙秩序。一旦述及皇帝与喇嘛的会面，这种政教交融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我特别关注觐见仪式和仪式中各方的举动及关于各次会面的不同说法。我的目的在于揭示：马嘎尔尼使团的礼仪之争并非不同寻常，礼仪之争亦存在于东亚与亚洲腹地的关系中，这表明清帝的最高君主地位是不确定的，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