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次交锋
在许多方面，第一个英国使团访华堪称里程碑。清帝国在她与西洋人的关系中，第一次感到需要认真地对待这些特殊的远人。看来，英国人不同于葡萄牙人或荷兰人；第二年荷兰人来访时，完全遵循朝廷礼仪，这使清廷尤为深切地感受到英国人的不同，然而，即使朝廷对英国人的技术和商业感兴趣，也很难说清帝国就完全预计到了英国人当时造成的威胁。但是，马嘎尔尼勋爵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彼德·马歇尔（Peter Marshall）关于马嘎尔尼不是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ton）的看法也指出了在1793与1839年之间有某种历史的间断（1993：29）。
19世纪浮现出来的英国帝国主义打破了许多旧规则，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在中国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形式，依靠并受到技术革新的推动。蒸汽船、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乾隆时代的中国或马嘎尔尼时的英国曾有过的，它们使得19世纪的英国人不但可以以另外的手段来实现马嘎尔尼的目标，而且避免了建立某种政治结构的费用，在侵略印度时，这种政治结构曾是必要的。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进入的，还有一种新的殖民渗透形式，那就是系统全面地收集有关中国的知识，其中许多是清廷的文献资料，用以掌握了解清廷的政治状况（参见何伟亚，1994d）。先进的技术加上全面的知识，使得英国人能够不采取直接政治控制就能殖民中国。
然而，18世纪晚期的会面（encounter），在某些方面也预示了乾隆时代与19世纪中期之间的某些连续性。譬如，觐见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放弃让英国贡使磕头而改行单膝下跪之礼，这使人想到一个问题，在英国人和中国人眼中，觐见礼仪中的身体动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马嘎尔尼来说，礼仪动作的意义比不上某些外在的象征性的参照物。一方面他将许多日常礼仪斥为“行为把戏”（《马嘎尔尼日记》，222），另一方面他又把“跪拜礼”视为表达政治互惠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因此他建议清廷官员在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同样的跪拜礼。马嘎尔尼将礼仪与“商业”区别开来，以便尝试达到礼仪上的对等，这样做有违这一臆断：国家主权是固定不变的事物，或具有某种与（实质上任意的）礼仪象征对等交换的意义。这种身体动作的象征，一旦互换，就只能指陈外在的普通现实，即主权国家的对内统一和对外独立。至少在理论上，无论互相行磕头之礼还是单方行“英国”之礼，对马嘎尔尼而言，都是某些普遍事物的表述，都是国家关系自然秩序的相互认可而已。我认为，对于外交活动中身体动作的这种观念在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那里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与清廷的交往使上述想法政治化，并使双方目标产生对抗。
如此看来，马嘎尔尼或任何其他欧洲外交官在皇帝面前的身体动作不能被视为有如下含义，即这些动作将构成并持续某种关系。它仅仅只是表示或表达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在那一刻通过“礼仪”实现了主权的相互承认。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使团才能进行“商业”活动。因此，单方面的磕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效忠于一个并未获得相互承认的国家，这或许已损害了马嘎尔尼所代表的国家的对内统一和对外独立的主权形式。这样，他的使命将在满怀热情的开头的那一时刻即告终结。
由此，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回忆一下马嘎尔尼的叙述，递交了国王的信函之后，他以观察家的身份看到那天的活动极为盛大恢弘。马嘎尔尼并未意识到精心准备的“觐见”不仅有人类参加，更体现了一种宇宙秩序。他认为在外交上已经发生了从礼仪向“商业”的过渡。因此，在他的叙述中，他把他带到中国的某种预设应用到觐见参与者身上，这种预设即亚洲人喜欢壮观华丽，中国人以“外表”衡量人，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第二，他“成功”地改动了某些觐见礼仪，这使他确信，他看到的礼仪，大部分是为愚蠢软弱之辈而设立的，如果遇到强硬而有见识者，中国人所谓的“亘古不变之法”亦会有所变通。
马嘎尔尼对礼仪的观察，成为下个世纪英国人的主要话题，并且在当代的有关阐释中依然可见。历史学家一直把礼仪从清的统治技巧中划分出来。他们重复着马嘎尔尼的看法，认为清廷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尤为注重礼仪一类的外在表现（见第一章第四节）。正是这种对幻觉的依赖导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能创造性地应对西方的挑战。
在本书中，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把中国文化与清帝国，“西方”与英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试图把乾隆朝廷与英国人的会面重建为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各方均有自己的关注所在，各方均有自己的安全要求。
在考察清廷的相关记载时，我的重点是：乾隆帝及其重臣组织复杂的帝国力量的方式。他们对待英国人造成的或与英国人有关的（如西藏喇嘛）问题，不是简单地划分头脑与身体、理性与非理性、宗教与世俗、统治技巧与礼仪活动，而是运用种种方法手段，在一个不断变化难以最终确定的世界里组织政治权力系统。他们的解决之道是沿中线而行，在已有的模式之中操作并超越它，努力引导行为远离极端，趋至时空上的清澈明晰之一点，而不管事情的发展最终会有什么始料不及的结果。
朝廷依循沿中线而行的原则，在接待使团的过程中，就礼仪过程、朝廷官员的行为举止、英国贡使及其随从人员的态度等等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决定。清帝国代理人还据此原则对英国礼物做出不同的评价，提出其中一些礼物的微不足道和另外一些礼物潜在的危险。
清廷组织这次会面的方式亦有其他含义。礼仪文本里压倒一切的重点是正式礼仪场合中身体的位置和行动，这意味着礼仪活动以一种影响重大的方式构成了宇宙—政治秩序。要求清廷官员对着英王画像磕头，而且是在正在进行的礼仪过程之外，这种行为很自然会被看做是荒谬的。但是，朝廷亦必定会包容和区别对待英王及其王国或者就终止礼仪过程。马嘎尔尼到达热河之后，和坤和其他大臣已确定他十分忠诚，所以弘历犹豫着终究没有取消觐见。相反，他和他的顾问们乐意在觐见中接受英国贡使行英国礼节。允许马嘎尔尼行单膝下跪之礼，这是清廷区别对待英国贡使的又一标志，但马嘎尔尼的行为依然被理解为一种恰当正好的空间上的铭文（inscription），实现了最高君主—藩王的关系。在构建这种关系时，下跪、磕头完成了包容与区别对待，它暂时把英王的力量融进皇帝的统治之中。
马嘎尔尼觐见十分清楚地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清廷乐意改动礼仪以便建立最高君主与藩王的关系。磕头要求可以被放弃，只要其他礼节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清英在19世纪的冲突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否应该重建思考两种礼仪模式的差异带来的种种争执：一方在宇宙—政治帝国构建中借含义丰富的礼仪活动来建立权力关系，另一方则以“象征性”的表述来表达或反映在一个主权国家各个分立的世界上明明白白存在的现实的权力关系。(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见Waley—Cohen1993：1534，引用了Staunton和Proudfoot1868：53。
[2]
《皇朝文献通考·王礼》的序言里有一篇文章澄清了帝王领地的建立与礼仪文献的编撰之间的关系，见125：2a。下面就是有关这一关系的诸多方面的一个例子。
世祖（顺治）统一了中国及其外部，确立了正确的礼仪，并制定了恰当的朝廷音乐。他详细研究许多适合过去和如今情况的规则。在考察了前代变化和不计其数的文本以后，他为明智的朝廷印行了一套新的制度。
该段汉字原文是：世祖一统中外，制礼作乐，参酌古今之宜而因革之，省前代之烦文，布圣朝之新宪，巍乎焕乎仪文大备。——译注
继任的皇帝再根据形势需要对礼仪文献进行新的扩充。《皇朝文献通考·王礼》部分，在序言之后，继续以冗长的篇幅谈到了在乾隆皇帝之前各代对礼仪所做的修正。
[3]见Duyvendak1939：61～66和Fu1966，1：332—334。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使团被人遗忘的程度，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走在错综复杂的宫中时，许多外国人认为这是“白种人”首次进入这些“神圣”的地方。见Havia 1990b。
[4]见《文献丛编》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资料，10：1～2和11：13～40。Fu提供了《嘉庆皇帝实录》中的相关资料的译本 见1966，1：402～407。
[5]文本可能摘自《大清通礼·宾礼》或者摘自为马嘎尔尼使团安排的觐见礼节（见第七章）。一个可能出自乔治·斯当东之手的英译本见于《印度事务部阿美士德通信》，197：321～327，和Elliis1817：497。Fu著里引自《清嘉庆朝外交史料》5的资料表明，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记载一定被查阅过，见1966，2：618n.200。
斯当东少年时就随同父亲参加马嘎尔尼使团，后来又在澳门居住多年，精通汉语。见Camcron1976：316。清廷注意及此并怀疑斯当东是澳门麻烦的根源之一，见《文献丛编》10：9b和Fu 1966，1：394。
[6]见《印度事务部阿美士德通信》，197：285～291。Fu认为使团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乔治·斯当东，见1966，2：619～620n.205。
[7]这些官员中的一位是苏楞阿，马嘎尔尼从北京返回广东时，他任海关监督。值得回忆一下一位官员获得某一职位需要相应的知识和经历。但很显然，知识和经历并不足以保证能灵活恰当地处理事情。
[8]下列文献可以被加入第二章所谈到的工程。《钦定大清会典》（1761）、《皇朝通典》（1785）及《皇朝通志》（1785）。Zito曾广泛地讨论过文献和礼仪部分。见1989、1993和即将出版的。
[9]不过，在英国，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见Pindar1794～1795，3：265～307，409～473；M.Thomas1794；和Winter bottom，他认为就使团的筹划而言，“若是与印度人的国家或非洲小王公而不是中国政府”打交道，要取得成功，可谓是绰绰有余，因为要使北京的朝廷震慑于西方的光芒，还需要做很多事（1795，引自Pritchard1936：374）。马嘎尔尼的仆人安利斯·安德森（Aneas Anderson）的叙述增加了前述看法的分量，他说，使团进入北京像“乞丐”，呆在北京像“犯人”，离开北京像“流浪汉”（1795：181）。
对使团更为支持的分析见1794年8月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zine）。它把使团收效甚微的原因归于印度土著王公，这些王公警告中国人说，一旦英国人在中国插进一只脚，他们就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64：708～710）。三年后，乔治·斯当东出版了他有关使团的著作，《年鉴》杂志（《Annual Register》）发表了一篇同样充满同情的评论（1797：473～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