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礼过程与帝国觐见

宾礼过程的各个方面最后都导向一种汇聚，这种汇聚构成一个相对中心，一个举行觐见活动的时空点。觐见——一个将前此步调各异，形形色色的事物汇聚一堂的时刻。根据觐见准备过程中出现的相互关系来定位人和事，并由此使觐见成为整个礼仪过程的枢纽。换言之，显然，一定的时间段与一定的空间安排是相互对应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定”的观念变得十分重要。觐见中，时间的先后转变为暂时的结构，这是一种将各种安排有序的人和事，以特定的范式展示出来的转变。

正是在礼仪过程中的这一时刻（我确信也只有在这一时刻），礼仪过程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此时此刻的结构（亦是有关关系的具体化）被所有在场的当事人理解为当时的世界形势及他们与更为广阔的宇宙的联系这两者在空间上的展示。在礼仪过程的这一时刻，礼仪的力量不可低估。因为我认为，正是这种对秩序和被空间化了的时间的包容，才形成了清对宇宙秩序的声称——国家（是范围广及整个领土的最大的家），而弘历则是这个家庭中的首脑、最高君主——皇帝。

诸如《大清通礼》这样的礼仪手册，清晰地说明觐见礼仪的丰富含义，并指明权力中心如何通过礼仪被赋予各种相应的含义。不但外国使臣及其随从相对于皇帝的位置安排，而且高级官员、帝国标志（如旗帜、器具、马车），次要官员、乐队和卫队的相对位置，全部都有清晰的规定。觐见中人和事的安排，或由负责此事的官员商量而定，或依循礼仪手册所记录的先例和原则。(https://www.daowen.com)

《大清通礼》把觐见划分为重大觐见和常规觐见，区分标准是出场安排及人和事的顺序及数量。也许是通过估量正在进行的礼仪过程来决定哪些应该出场哪些不该出场。这包括决定觐见地点（是在宫中大殿还是在热河帐篷）。一旦决定了觐见时间和地点，则参加者的位置和觐见地点中出现的帝国标志也就做了相应安排（《大清通礼》，18：2a～5b）。所有级别的觐见（以及宴会）的位置安排要依据皇帝的位置而定，御座设在大殿中的最北端，皇帝位于中心线上，坐北面南。其他参加者依级别从北到南坐在皇帝的左右两边。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官和八旗成员^[8]。

御座之下，外国国王或使臣位于右边武官行列之末。皇帝的正南面及以下位置安排的是乐队，当参加者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时，乐队奏起各种各样的乐曲，当他们到达新的位置时，乐曲便停下来。帝国的标志依据觐见级别而有所不同，它们被置于大殿周围或通往大殿的前庭中。大殿外的饰物被分列在东西两边（就像殿中的人一样）。任何要走近御座的人都必须沿中心线的两边而行，这意味着她/他穿越了各种级别的人和饰物才能到达御座的左边或右边。

觐见中，有无数的场合，参加者要匍匐拜倒，吟颂赞歌。后者据觐见季节的不同而有变化。参加者身着朝服，朝服依季节和觐见级别而有不同，标示着参加者的官衔。外国国王或其使团被要求穿他们自己国家的朝服。在恰当的时刻，使团依级别高低被引至大殿西门，他们在那里磕头。皇帝通过官员和译员问一些“抚慰性”的问题，客人做出回答。一旦谈话结束，客人就再次磕头并被引回到起初的位置——武官行列的末端。如果他要参加赐茶仪式或宴会，亦可晚些时候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