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乾隆五十八年阴历八月初十（公历1793年9月14日），在清帝热河行宫（即今日之承德），乾隆皇帝接受了大英使臣马嘎尔尼勋爵的觐见。皇帝身着平常的礼服，御座设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的帐篷里。为了表示入乡随俗和对“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尊重，这位英国大使穿着一件“花团锦簇的天鹅绒上衣”，佩带着“带有领章、钻石徽章和钻石星的巴斯爵位勋章”，头上是一顶饰有大白羽毛的帽子。马嘎尔尼走近御座，并没有如中国宫廷礼仪要求的那样卑顺地屈膝拜倒（这一动作后来被称为磕头），而是单膝下跪，颔首，并把一只镶饰着宝石的盒子直接交到皇帝手里，盒子里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乔治三世（GeorgeⅢ）的信函。依照常例，弘历赏给马嘎尔尼一柄如意。在大使看来，“赏赐之物似乎价值无多”。接下来皇帝询问大使和他的国王的健康状况。这样，至少在马嘎尔尼勋爵心目中，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的正式交往就开始了。

这个关于1793年9月14日觐见的简述，主要取材于马嘎尔尼勋爵的出使日记和使团成员的若干素描^[1]。清廷的中文记载里，只有皇帝为这一幕写的一首诗。重新审视中英双方对这次历史性的会面的不同叙述，这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还要探讨一些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意义甚大的细节，譬如弘历询问乔治国王的健康状况，或者马嘎尔尼认为如意“价值无多”等等。最后，本书还要追寻这一事件在过去两百年里是如何被记忆，如何被阐释的。(https://www.daowen.com)

毋庸讳言，马嘎尔尼使团不是什么新鲜的研究课题。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美历史学家在大英档案和中国档案资料基础上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更近一些的，北京的清代档案重新对西方学者开放，加上时值使团访华抵京200周年，所有这些都重新激起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许多从前的著作都把乾隆帝与马嘎尔尼勋爵的会面看成现代化初期“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相遇（见下文第二节）。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就本篇导言的目的而言，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点，我力图根据近年来对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来重新评价清帝国与英帝国的相遇。这些研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阐释，而且关系到据以建构介入往昔的道德基础。第二点与近20年来出现的中国研究中的新重点有关。特别是，在解释中华帝国晚期变迁时，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所占比重日益不平衡^[2]。在导言的以下部分，我将探讨这些话题，展现我就此所做的批判性讨论，并表明本书所采用的不同以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