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危机Ⅲ：重新评价英国使团——贡使始终不能理解礼仪中的关系
9月19日，马嘎尔尼向和坤提交了一系列请求，在大使看来这些请求旨在向使团开放正常商务，但由此却使局面陷入新的危机。这些请求包括：允许麦金托什船长返回停在浙江海岸的船上，并处理那里的贸易事务；允许两名传教士汉那（Hanna）和拉穆瓦（Lamoit）来北京并为帝国服务；允许他与广东的使团成员直接通信。接着10月4日，在北京，马嘎尔尼又提出了六条建议，扼要讲述了英国政府发展两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愿望。这些合在一起，不但使马嘎尔尼的请求遭到朝廷的批评，而且导致对使团的重新评价。它也使朝廷内部产生了对礼仪过程的批评，包括弘历也认为自己偏离了适中路线。
马嘎尔尼上呈第一批请求之后的第二天，军机大臣建议，应告知他，既然船上有许多可以胜任的官员，则麦金托什不必去浙江。即使要去，也必须由人护送，然后再返回北京。可以进行贸易，但马嘎尔尼应准备一份他渴望进行贸易的商品的清单，交给高级官员，再转给浙江巡抚长麟，因为贸易要在他的辖区内进行。长麟接到清单之后，再把它传给船上的官员，并为贸易做好安排以保证英国人受到公平对待。另外，对贸易不开征任何税收。
关于传教士那一条，军机大臣认为，马嘎尔尼一到天津就应该提出来以便朝廷做出安排。然而他却什么也没说，就让两位传教士随船返回浙江了。军机大臣们认为，这事无所谓，当务之急是贡使要赶紧写封信送往浙江，长麟会派人护送传教士到北京来。另外，如果他们愿意跟着南边的船队返回就可以安排他们从广东出发，哪种办法更方便，由传教士自己决定。最后，只要贡使愿意，任何信函均可通过帝国邮政传送，这是被允许的（《掌故丛编》，58b～60a）。
可能有关上述建议的诏书已被采纳并签发，因为第二天，即9月21日（使团离开热河的日子），军机大臣报告说，徵瑞已把这些情况告知马嘎尔尼。贡使一边表示谢恩，一边仍然希望皇帝给浙江巡抚下旨，允许直接贸易。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必须按指示准备一张贸易商品清单。谈到派遣麦金托什去浙江一事，马嘎尔尼说，那条船上没有官员能够胜任指挥轮船从宁波或珠山出发的重任。关于传教士，贡使觉得，只要朝廷签发一纸命令即可，并不需要他写信（《掌故丛编》，59b～60a）。通盘考察贡使的态度之后，军机大臣只得出一个结论：他对礼仪依然无知[17]。他们怀疑他还有别的请求，并且永不满足（恳求无餍）。因此他们建议，这件事等贡使回京后再议，到那时应对贡使予以责备并拒绝其请求（《掌故丛编》，60a）。
同一天，上谕传给两广总督，长麟知道了贡使的请求。弘历尖锐地问道，如果轮船必须由麦金托什指挥，那么轮船没有他又是如何从天津驶往浙江的呢？显然，马嘎尔尼并不诚实。而且，派人护送麦金托什去浙江既费事又费钱，并为更多的请求打开了方便之门。形势既如此，长麟的重要职责是迅速处理在浙江的有关使团事务，定下船队启航的日子并告知贡使。因为英国人可能借故推迟出发，因此弘历予以敦促。事实上，有关麦金托什的请求可能确实是一个拖延之计。考虑到凡事皆有开端与结束，皇帝建议北京赐宴之后，使团应直驶浙江，与那里的船队会合，一块儿返回英国。这将使整个事情进展迅速（《掌故丛编》，60a～62b）[18]。
皇帝及其大臣们的上述想法和举措，表明他们已逐步意识到礼仪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意识到马嘎尔尼虽口称谢恩而其实心中另有想法，意识到马嘎尔尼明显的虚伪与乔治三世遣使来华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之间的不一致。有鉴于此，皇帝认为，也许使团的目的仅仅在于刺探情况，英国人一旦请求遭到拒绝就会制造别的麻烦，尤其是在广东（《掌故丛编》，64b～65a和70b～72a）。
朝廷对马嘎尔尼的请求的反应略显极端，因而值得评述。首先，马嘎尔尼拒绝就浙江贸易和安排传教士这两件事提供请求书，再加上有关麦金托什的请求，这些行为不仅仅是过分的，而且如果加以纵容，就会损害借礼仪活动建立相对权力中心这一过程。看来马嘎尔尼是想从皇帝那里得到官方声明，以作为一种契约使浙江的对英贸易“合法化”，并为以后的类似要求提供先例。即使朝廷并未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马嘎尔尼请求的意义，它也意识到批准这样的请求与清建立各领土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是背道而驰的。在沿中线而行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引导交流、人和事是一种复杂的安排。这种安排构织起权力及权威的关系，它既能对进行中的礼仪进行评估，也能使礼仪的参与者在各种活动中各尽其责，各负其责。而马嘎尔尼的拒绝参与可被视为破坏了正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种准则，另一方面，朝廷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同它在处理徵瑞在马嘎尔尼练习磕头一事上的撒谎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也许英国贡使的确不懂礼仪中的恰当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有过分之举的，并不止一位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