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信与朝贡体系综合体

天朝统治着四海，全力治国，并不看重稀罕之物……（我们）从不看重精巧制品，一点儿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成品。*

研究了现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一眼就能看出，这些话摘自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信，它们也许是中西关系史中最频繁被引用的语句^[13]。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时常引用，但据目*

该段汉文原文为：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制办物件。《高宗纯皇帝实录》1435：14a～b。——译注前所知的材料，在19世纪英国外交官考虑对华关系时，无论这封信还是其中的这一小段都不曾引起重视。实际上，马嘎尔尼回到英格兰之后，这封信相当被忽略，1896年才由E.H.帕克全部译成英文，1914巴克豪斯（Backhouse）和布兰德（Bland）的版本才使它的传布更为广泛。该信出版之后，就像上文引过的“国宴”一节一样，被视为消遣和娱乐。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读过译本之后，认为“直到这封信不再被视为荒谬可笑时，西方人才会理解中国”（1922：47）。(https://www.daowen.com)

罗素对信的阐释与同一时期发生的对磕头的表述的改变正相一致，这预示着对乾隆帝的信的看法已从一种观赏喜剧式的角度转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这封信言简意赅，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感，于是，这封信，还有马嘎尔尼使团很快被整合进朝贡体系综合体之中，后者定义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由此思路推下去，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著者认为传统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对外关系的许多方面存在着连续性。许多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谨慎地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要充分认识到长久以来中国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14]。也许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1982：408），这些有关中国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的论述有助于缓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我在此关注的是——把乾隆帝的信表述为文化性实质，表述为最典型的中国孤立主义和（盲目的）优越感的标志——这种行为的效果。

这样的论调不但歪曲了清英两个帝国相遇的性质，而且，即便是眼下世界上的文化史书籍，如果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也只是有助于使“死气沉沉的东方与生机勃勃的西方”这样一种阐释模式永久地存在。结果，一方面中国内部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清的“对外关系”却不顾史实地被冻结在“中国反应”模式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