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例与革新

考察《大清会典事例》可以发现，接待葡萄牙使团（乾隆十八年）的典礼与雍正五年接待使团（1727年由亚历山大·马特罗·德·苏萨·伊·马勒塞司（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e Menez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的典礼大致相同。对后者的记载中提到康熙五十九年的一次接待（1720年的一个西洋使团）^[5]。这些早期实例表明，西洋使团来华是为了呈交陈情书，参加帝国觐见。一张桌子被放置在长春园的九经三事殿（而不是太和殿）的前面，正位于通往该殿的阶梯的中心上^[6]。皇帝登上御座后，鸿胪寺的官员把贡使领到中央桌子前，那里放着表。从桌子走回来之后，贡使行三跪九叩之礼^[7]。然后通过皇帝左边（或东边）的阶梯和门，贡使把表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再把它递给身边的高级官员。然后贡使沿原路退回，至阶梯开始处再行三跪九叩之礼。再进殿时，贡使就被赐座赐茶作为帝国的赠礼。然后贡使谢恩并离开（《大清会典事例》，505，4b～5a）。

在此引述对西洋使团的接待，从中可以看到，早在康熙时期，对宾礼所规定的觐见礼仪就已做了某些改动，其内容类似后来针对英国人所做的改动。改动之后，外国使臣获准进入大殿中心以便把他的国王的信函放在桌子上，并在桌边南面而不是在大殿西门磕头。然后他转向大殿左边或东边——这一边通常是为皇帝的文职官员准备的——以便把他的国王的表直接交到皇帝手中。实际上，在礼部举行的皇帝从未参加过的“进献国书和地方特产的仪式”，看来已被融进帝国觐见之中了（《大清通礼》，45：2b～3a）。更重要的是，使臣获准的行为方式，使他看起来仿佛已变成皇帝文官中的一员，正在呈上藩王创制的表。这个先例为马嘎尔尼的请求造成的部分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也在实际上有助于加强对马嘎尔尼来意的正面评价，而这种评价产生自军机大臣认定他很真诚这一判断。(https://www.daowen.com)

同时，并非先例的各个方面都遵循不变，为放置国王的信而摆的桌子和磕头都取消了。而且，仿佛是为了强调后一种改动，1720年接待西洋使臣时，护送者是礼仪司官员，而这次引导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的是更高级的官员——军机大臣和礼部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