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危机Ⅱ：重新估计英使之来意
（1793年9月9日）
尽管围绕礼仪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看起来，朝廷并不认为还会出现更多的麻烦，特别是现在英使已准备好觐见，而英国礼物的性质特点也更清楚了[36]。在使团到达热河那一天（9月8日）的备忘录中，乐观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它简述了马嘎尔尼即将参加的觐见的礼仪，那完全遵照《大清通礼》的有关规定，其中就有三跪九叩之礼（《宫中上谕》，QL58.8.4，67：31～35）[37]。
然而9月9日，事情急转直下。在一份给在京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上谕里[38]，弘历宣称礼仪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危机源自马嘎尔尼有关觐见建议的一封信（参见第四章第四节）。皇帝深为烦忧，说贡使对礼仪丝毫未曾领会，居然就到了热河，这要归咎于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贡使变得极为傲慢（骄矜），不顾后果，应该立即重新考虑对使团的待遇。
既然英国人已被证明是“无知的外国人”（无知外夷），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遂下命令，在返途中应以平常之礼对待使团。另外，应令驻军出见，以便让贡使领略帝国之威力（《掌故丛编》，52b～53a）。北京官员被告诫说，应该屏弃为葡萄牙使团安排娱乐和观光的先例。一俟马嘎尔尼返回北京就让他觐见王公和朝廷重臣，觐见时王公大臣安然就坐，而贡使则坐在旁边（！）另外，英国国王的礼物应予接受，并给予相应的回赠，但使团不必留在北京等皇帝回去。
使弘历尤为愤懑的是，当军机大臣传召时，贡使竟然宣称他生病，只派了副使斯当东去。斯当东递交了一封信，该信表明英国人不懂礼仪。和坤责备了贡使，并命令他练习典礼（仪节），但马嘎尔尼还是称病。皇帝认为英国人还是桀骜不驯。因此必须减少皇家恩典才能更好地驾驭远人。另外，皇帝宣称，他已传召最受信任的重臣阿桂前来商议此事[39]。
鉴于觐见一事陷于僵局，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那些使弘历对使团产生新的严厉的评价的事件。回忆一下，使团到达天津时，弘历表示，英国人与清廷官员会面时，应允许他们按他们国家的习俗行礼。当梁肯堂和徵瑞就天津的礼仪过程呈上各自不同的报告时，皇帝努力想要弄清楚哪一份说的是实话。换言之，皇帝想知道，是否英国人确实摒弃了他们自己的习俗行礼。徵瑞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这样做，直至马嘎尔尼在离京前呈上他有关觐见的建议，皇帝才发现事情完全不对劲。
英使的建议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反感。首先，指派地位相当的人对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这真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因为外国国王的贡使（就如同国王本人一样），与帝国的廷臣相比，不但内外有别而且地位更低[40]。毋庸置疑，贡使有关吻皇帝之手的建议也是非常令人奇怪的。马嘎尔尼关于觐见的建议，加上他到达热河后拒绝与高级官员会面，这些直接导致了9月9日和10日上谕中的决定。另外，徵瑞由于他的赤裸裸的谎言而被降职[41]。
即使臣僚和英使应为礼仪过程的偏离中线负责，皇帝及其军机大臣们现在也面临极为复杂的问题。换言之，礼遇有加不但没有产生忠诚的下属，反而暴露了远人的傲慢和官员的无能，即便此时一道命令可能扭转局势，但远远不能彻底解决有关贡使来意和徵瑞处置不当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钦差在马嘎尔尼练习礼仪这一点上说了谎，那么，他在其他事情上有没有说谎呢？马嘎尔尼的傲慢仅仅是由于徵瑞处理不当所致，还是英国使节原本如此？作为权宜之计，弘历选择了继续把英王和贡使区分开来，并惩罚徵瑞[42]。更重要的是，既然觐见的准备工作如此糟糕，弘历及其重臣们必须做出选择，或者亡羊补牢，挽回局面，或者重估形势，拒绝马嘎尔尼觐见。
【注释】
[1]《大清通礼》并未提到礼仪的通告和请求部分。但在朝廷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记载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告和请求的重大意义及它在整个宾礼过程中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2]Mancall引用17世纪俄国使团的两个例子，他们被允准赴京，但未被接见，原因是他们的陈情书和国书有诸多问题；见1971：44～56。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在抵京后也遇到许多困难，最后亦未获准觐见，见第九章第一节。
[3]机密主管委员会（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对广东事件的记载见于《印度事务部马嘎尔尼通信》，93：25～36。布朗（Browne）和其他人写信给伦敦，报告说，最后他们接到了通知，将按他们所请求的方式接待使团。尽管委员会认为地方官员对此心生猜忌，故意阻挠，却坚信，只要他们的吁求直接传到皇帝那里，皇帝就会比他的官员们更倾向于接触（93：121）。
[4]从这时起到1793年10月为止，阿桂的名字再没有在上谕中出现过。有关和坤见《清代名人录》，288～290。Elman认为，到18世纪80年代，阿桂和和坤分别是帝国官僚中两个不同的上层集团的核心（1990：283～284）。谈及和坤与福康安的关系，Waley—Cohen认为满族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马嘎尔尼使团的失败（1993：1541～1542）。后一种观点十分有趣，使团的记载中只有一条材料可以支持这种解释。见第八章；在接待使团的朝廷官员犯了许多错误之后，乾隆帝召来阿桂商议。从那时起，在上谕中，阿桂的名字总与和坤一起出现。
[5]皇帝的上谕见于《掌故丛编》，5a～b。清代档案里现存三份相应的奏折：长芦盐政使穆腾额、直隶总督梁肯堂、山东巡抚吉庆的奏折。见《朱批奏折》24·2～4。这些材料和有关使团的其他中文资料已译成法文，见Peyrefitte1991。
[6]汇报准备工作的奏折1793年3月起就送达朝廷，此后定期传送直到1793年6月使团到达华南沿岸，见《朱批奏折》，24，4～17。
[7]我找到的朝廷援引葡萄牙使团为先例的第一个例子见于《宫中上谕》，QL 58·5·12，67：117～124。
[8]长麟6月30日奏折，抄本见于《朱批奏折》，24·20。
[9]这件事中皇帝对长麟的训斥所采用的形式，与记载的其他场合的训斥有许多相似之处。见Kuhn1990和Elman1990：280。我认为，这样的警告和规劝不止是一种帝王风范，这样做，也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维护弘历对一切人和事的权威。
[10]皇帝的上谕见《朱批奏折》，8。同一天，军机处回顾皇帝的命令，先指示有关官员负责对马瑜和克什那进行调查，然后得出结论说他们的行为并不十分过火（《掌故丛编》，9a）。梁肯堂在回答皇帝的询问时，认为马瑜和克什那并没有过错，不应受惩罚。见《朱批奏折》，24·24。
[11]军机处重复了皇帝的决定，并把马瑜的及时报告视为简明报告情况的范例（《掌故丛编》，10b～11a）。
[12]体制通常被译为“系统”、“结构”、“基本规则”或“基本组织”。Hsu扩展了这种观念。认为这一术语是指“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按中国人的观点恰当地处理事情”，体制受到礼的观念的支撑。他把礼译为“礼节”（propriety）（1960：111）。我认为这个定义包含太大了，更多的评论见Hevia 1993a：68。我把体制理解为“帝国秩序”，但我怀疑它是否也包含了帝国愿望这一观念，或者说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包含了皇帝的意图。
[13]该段汉文原文为：……但应对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这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译注
[14]7月底的奏折和上谕，明显地表现出对船队能否在天津抛锚的关注。朝廷还准备考虑让使团在山东庙岛附近登陆，见《掌故丛编》，13b，14b，16b。
[15]梁奉命与使团所经之地的官员密切合作，保证事情进展顺利。甚至可能需要动用帝国的储备以满足使团的供给需要，但是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地方官员记录精确的账目，如实汇报动用储备的情况，见《朱批奏折》，16b，17b。
梁对事情的处理被归为妥善办理。在过分丰裕与稀缺之间沿中线而行，以便在提供物品时既无差错，也不会有所虚报，才可以称之为“方为妥善”。这个词语在朝廷记载里时常出现。它似乎是指行为符合规定的规则和惯例。换言之，方为一词表明要把近来发生的尚未了结的事情放入早已存在的分类框架之中予以衡量，而这个分类框架正是我以前曾讨论过的（我用的是“俗”这个词），它构成了用以置放种种行为的类别。
[16]徵瑞受命向马嘎尔尼谈到这种可能性，并向他解释，把礼物分为两部分会更安全、更方便。见《掌故丛编》，15。另外，为了迅速快捷地处理事情，从前显然曾遭到贬谪的徵瑞又官复原职，并被额外赏赐（《掌故丛编》，16b），见《马嘎尔尼日记》里的有关记载，322～325。
[17]徵瑞还向马嘎尔尼解释，作为皇上的怜悯与慷慨之举，皇上已决定额外赏给使团一年的粮食以备返程时所需，弘历认为这样能让使团加深对帝国轸念远人之意的理解并使他们心生感激（《掌故丛编》，7a）。
[18]清帝国建立了复杂的体系以通过陆路传送奏折和上谕。在这件事情上使用了最快捷的传递方式，显然是因为不能确定英国使团的登陆地点。有关奏折的传送，参见Fairbank和Teng1939。
关于这一点，据《掌故丛编》资料，有一份8月3日的奏折，但编辑注明这份奏折直到9月23日才签发（《掌故丛编》，18a）。它是关于对英王的答复的，来自军机处。Crammer—Byng在讨论这些文件时指出，清廷在与马嘎尔尼谈判之前已定下了对英国使团的答复（见1957～1958：138）。根据奏折里谈到的使团登陆之后发生的事情，可以设想，这不可能是真的，而是《掌故丛编》编者的失误。
[19]另外，钦天监的工匠们奉命前往热河观看英国人安装礼物以便学会将来自己能对其进行维修。朝廷特别注意派遣那些熟悉西洋机械装置的人。被选为领头的是一个供职朝廷的天主教传教士，名叫约瑟夫—伯纳德·阿尔梅达Joseph—Bernard d'Almeida（汉文名字叫索德超）（《掌故丛编》，266）。马嘎尔尼认为这个传教士对英国使团抱有猜忌。
[20]见《朱批奏折》里7月底和8月初的奏折，包括吉庆（24·34）的，徵瑞的（24·35，25·1，25·6）和梁肯堂的（15·14）。
[21]我将在下文详细探讨这封信。值得一提的是8月3日的奏折里，徵瑞报告说，据贡使解释，信函被封存在一个盒子里，只能亲自交给皇帝。弘历的朱批表明，他可以接受这种形式。见《朱批奏折》，25·6。
[22]该句汉文原文为：该贡使见多派大员护送，益足以长其矜骄。——译注
[23]徵瑞在8月9日的奏折里说，他已向马嘎尔尼谈到过这些（《朱批奏折》，25·13）。
[24]当还不清楚是否已从天津储备中拨了一年的粮食供应给船队时，这道命令几天后（8月14日）就修改了。看来英国人更喜欢吃的不是粮食而是肉，因此不必供应这么多的大米和面粉。长麟只有当英人提出要求时，才从帝国仓库里拨些粮食供应他们（《掌故丛编》，32）。
[25]8月9日和11日的上谕中谈到了赠礼（《掌故丛编》，27b～28b，29b）。同一份资料里还提到马嘎尔尼的请求，他请求在浙江要块地方供生病的水手休养，还请求下令禁止当地人登上船只。梁奉命告知长麟，让他妥善处理这些事。
[26]内务府全权负责安排使团在京的活动，包括观光游历。观光地点除了其他地方外，还包括欧洲风格的宫殿及其机械喷泉（《掌故丛编》，33b）。换言之，这是为了显示已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机械装置，这一点下文还有论述。官员们亦被告知，使团进京之后，住处就安排在前任长芦盐政使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被充公的府邸里（《掌故丛编》，33b）。同一天，军机处问，礼物是否一旦安装好就很难移动。如果是这样，那么礼物一直放在皇帝已指定的展览地点就会十分不方便。徵瑞打算就此事问一问马嘎尔尼（《掌故丛编》，32b）。
[27]继山东巡抚吉庆提到葡萄牙使团之后，7月开始，它又出现在朝廷记载里，见《宫中上谕》，QL58.6.30，67：187～190和58.7.3，67：9。
[28]这礼单与后来的其他礼单不同，可以设想，就像物品供应一样，实际的赠礼也是由不断进行的对礼仪过程的评价来决定的。
[29]两天后，军机处发给徵瑞一道命令，强调皇帝的关注并补充说，应该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特别要列出礼物在大殿里的放置安排（《掌故丛编》，44a～44b）。
[30]该段汉文原文为：看来天文地理大表断无不能拆卸之理，若安装后不能拆动，岂不竟成弃物。——译注
[31]8月26日的上谕亦提到了，钦天监负责人安德烈亚·罗德里格斯（Andrea Rodrigues）及其副手亚历山德罗·戈维亚（Alexandro Gouvea）及10个工匠自愿前去观看圆明园里的活动。皇帝对这种谨慎的行为表示嘉许（《掌故丛编》，45a）。
[32]朝廷收到英国礼单之后，礼仪中的恰当关系这一问题又出现了，皇帝注意到贡使被称为钦差，这个称谓本来专指皇帝派出的与藩王打交道的使臣。皇帝认为这是英国译者误译了。当时他并不以之为忤，但说如果继续用这个称谓，就会把英格兰置于与朝廷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在礼仪中的含义非同小可。因此，他命令以后用“贡差”一词来称呼英国贡使（《掌故丛编》26b）。
[33]皇帝可能是指8月8日两位官员上的奏折（《朱批奏折》，25.12）。然而，徵瑞8月3日报告说，在与马嘎尔尼的一次会面中，贡使曾脱帽致意，仅此而已。
[34]如果皇帝在此指的是徵瑞8月3日的奏折（《朱批奏折》，25.6），文本表明马嘎尔尼脱帽致意，站在稍远之处（遥向），以示尊敬。
[35]亦见军机处给徵瑞的备忘录，内容涉及钦差应如何指导马嘎尔尼（《掌故丛编》，41b）。
[36]譬如，8月31日军机处接到金简的奏折，里面说朝廷的一些天体仪和地球仪比英国人带来的更精微。金简奉命把其中的一些送往热河，同去的还有在圆明园里观察安装礼物的一位官员（《掌故丛编》，50b～51a，52b）。
[37]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曾有人认为，“如果马嘎尔尼在北京，那里有首屈一指的重臣，他可能会被强迫叩头，或可能放弃觐见”，见Wills 1984：185。
[38]既然高尔获准从浙江返航，那么显然使团将取道陆路从北京去广州。因此，除了使团已经路过的地区之外，北京一广州路线上的其他地区也要被提请注意。
[39]我曾一并考虑过9月9日和10日的两个上谕，它们均见于《掌故丛编》，52b～54a，马嘎尔尼在叙述里根本没有提到他生病，而是说之所以派斯当东去，是因为和坤要求见他（《马嘎尔尼日记》，118）。
[40]回忆一下弘历在谈到钦差和以安南国王为例时，都说英国人是陪臣。
[41]朝廷记载里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徵瑞要遭贬谪，马嘎尔尼却证明这一点。他被告知，钦差被贬是因为他未能注意到“狮子号”船上的皇帝画像（《马嘎尔尼日记》118），有关画像的问题见《掌故丛编》，26。
[42]在此要谈一谈恰当的礼仪过程。我们已经见到了准备工作和评价过程是多么复杂，尤其是因为使团和礼物被分成几部分所导致的多种时间顺序的安排，都会同时对礼仪的过程产生影响。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在沿中线而行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突发事件，准备阶段尽可能地把外来接触排除在外，以便于对礼仪过程做出评价。这有助于解释对使团的许多限制，尤其是对它的自由移动的限制，亦可解释对接触和来往信件持续不断的详细查阅。它还可解释为什么马嘎尔尼被一再告知一俟觐见之后，使团即可获准更为自由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