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洋诸国
清与西洋诸国（这是清的记载里对欧洲的称谓）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清对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并无清晰的概念（费正清和邓1941：187）。譬如，《皇清职贡图》将英格兰单独列出，但却注明，它与瑞典一样，都是荷兰的别名（《皇清职贡图》：47a，61b）。这种“混淆”可能是因为在该书1761年付梓之际，只有荷兰和葡萄牙曾遣使来华。试想，既然与其他藩国的往来被视做主—仆关系，那么这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对于欧洲人，清廷的棘手之处在于要区分藩王派来的使节和随机出现在沿海的、彼此无甚差别的贸易商队[53]。这两类人清廷都可以接待，但一定要有差别。这方能体现最高君主与藩王之间的秩序井然的等级关系。在此类交往中，有一个观念须牢记于心，即不管贸易实际上有没有伴之以遣使入贡，它都是被允准的。因为正是帝国的地大物博和皇帝的慷慨仁慈，才吸引了四方远人慕名而来，只要远人恪守礼仪，就可以让他们分享帝国的丰裕。而如果远人举止不当，就会丧失一切应得的利益。不过，如果藩国派遣使节，确认某位商人是其臣民，那么，帝国对这位商人的待遇就会有所不同。
其次，尽管在当时的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看来，清对待欧洲人的方式显得随心所欲，没有定规，但实际上，欧洲船只一抵港，广州的清廷官员就在盘算一系列问题，这些人是某位已知藩王的臣民吗？如果不是，那是不是某位藩王派来的使节，意在与皇上建立主从关系呢？如果是，他们有没有带着任命他们为使节的藩王信函呢？他们是不是携有贡礼并准备了礼单？如果他们是某位已归顺藩王的臣民，那么是不是来更改与皇上的关系呢？这种关系需要核实吗？如果上述几类均不符合，或者来者身份可疑，就要上报朝廷，听候指示，并对来者做进一步调查。
如果查明这些人的来意并非进贡，而是经商，事情就好办了，官员就不必直接与这些人打交道，而是将他们交给公行，后者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满足来者的贸易要求[54]。换言之，来者的安排将在帝国宾礼系统之外进行，但仍然遵循帝国与藩国的关系准则。上述过程适用于任何藩国，关键在于正确判断来访者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在各领土之间关系中，帝国权力是第一位的，在此以下才有贸易的位置。
西洋诸国的使节是零零星星的，来得更多的是商船。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许多港口都允许对欧贸易。同时，这类贸易也产生许多问题，其中帝国官员最关心的是当地人和轮船人员之间的冲突。如果判定过错在于欧洲人，则整个商队都要承担责任，这种做法常常激怒欧洲人。
最后，清廷官员认为轮船上的人员之间是上下等级的关系，因而上级应为下属的行为负责，这种观念下的群体关系即蕴含着交易。一束复杂的关系联系着贸易商、翻译、公行商人、地方官员，还有皇帝（既然贸易被视为帝国的恩典）贸易借此复杂的关系而运作。这个关系网为交易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没有它们，有关当事人就可能出现某些不当行为，这将会破坏帝国借以建立秩序井然的藩国体系的进程。
许多时候，皇帝将贸易特权赐给某些西洋人，以回报其忠诚。譬如，最初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立足，就是因为他们曾为明朝效力，助其驱走海盗，拦截叛军（A.春Chun，1983：190～191）。同样的，葡萄牙人在17世纪60年代晚期被赐与贸易特权，是因为清廷想借助荷兰海军打击台湾的明朝残余势力。当皇帝请求援助，而荷兰舰队并没有如期而至时，贸易特权就被撤消了（威尔斯，1968：136～142）。然而，在西洋诸国中，荷兰人似乎保持了特殊地位。《大清通礼》的“宾礼”部分，荷兰是惟一被提到的欧洲国家（45：1b）。
最终，清军击败了明朝残余势力，中国海疆迎来和平，康熙帝在澳门、宁波、云台山、福建等地设置海关。1686年，清廷降低税收，允许船只在黄埔岛（Whampoa Island）抛锚，以吸引西洋商人到广东（福Fu 1966，1：61，87）。到18世纪中叶，贸易成为清廷与西洋人接触的的主要方式。曾遣使入清的英国，无论是在贸易中，还是在与当地百姓及官员的冲突事件中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冲突事件，加上大量增加的请求贸易许可的商船，使帝国最终限定只在广东一地开放对欧贸易。清廷制定并评估许多政策措施，以便明确西洋人的责任和义务，并使他们能从帝国的丰裕和皇帝的慷慨中最大限度地获利。
本章意在提供一个清帝国的简介，并略述一些对下文研究有重要意义的论题。我已尽力说明，清廷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如何以适当方式建构最高权力。清廷运用礼仪技巧，建立宇宙—道德优势，并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其帝国权力。
在探讨清帝的某些名号的性质和实现这些名号的手段时，清关于统治权的观念界定了它与藩国的关系。清统治权并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各领土之间关系的构架，相反，它是借复杂的对话来建构的。这些对话包括某些藩王具有实质意义的称号，和清帝为了取得最高君主地位而必须做出的声称，同时，作为最高君主，清帝还必须怀柔远人。如此这般的权威是如何通过礼仪来实现的，这有待下文研讨（见第五章）。在此之前，我要把英国使团置于18世纪欧洲关于“国与国关系”的观念和英国心目中的清帝国这一背景之下，惟有如此，才可能在第四章重新审视马嘎尔尼对出访中国的叙述，并把它当做包含于英帝国扩张历程中的更广泛的文化论题来予以研讨。
【注释】
[1]我认为以下说法并非过分夸张，即迄今为止，满族是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才令人感兴趣的。美国汉学界和海峡两岸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
[2]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同时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但它从来不承认满族有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而主张把满族征服的领土纳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自然”疆域。
[3]参见他们的部分著作。Chia 1992，Crossley 1992，Elliot 1990，1992和1993，Millward 1993和1994。通过谈话，已获悉Evelyn Rawski即将出版的对帝国大家庭的研究将在重点方面适应这种转变。
[4]我使用多主制一词，因为它密切关注体现在清帝国礼仪，尤其是宾礼的全过程中的诸多考虑。我在这里及本书的其他部分谈到的统治权观念，与Crossley的著作尤其是她1992年的文章有些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她明显地运用了组织—功能隐喻法来描述清的统治权。
[5]参见Hevia 1989，Crossley 1992就清帝所做的类似声称提供了许多详细情况。有关佛教中转轮王的讨论参见Tambiah 1976：39～53。
[6]构建联盟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联姻，首先是与满族集团，其次是与蒙古和突厥各部藩王。见Rawski 1991和Millward 1993：329，Lattimore 1934：60认为，构建这种联盟是清能够征服亚洲腹地的重要原因（引自Rawski 1991：178）。
[7]H.Chun指出，朝鲜使团在赴京途中，曾在沈阳停留过，并献上部分贡品。见1968：97。
[8]譬如，弘历曾宣称过超越帝国各民族语言差异的大同。当然，弘历是这个大同世界的中心。引文引自Millward 1993：269。Zito认为，弘历曾说过城市已扩展至游牧区（1987：347）。亦见Crossley（1987：779）。
[9]亚洲腹地尤其如此，清廷在那里的统治策略反复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见Fletcher 1978a，Chia 1992和Millward 1993最近的研究，亦见下文第三节。
[10]见Hsu1990：47～59对政府结构的概述。有关清政府中管两省的总督和管一省的巡抚位置在满汉之间分配，见Kessler 1969。亦见Naquin和Rawski对18世纪中国的概括及所附的有关这一主题及我简要讨论的其他主题的相关文献目录。
[11]这样的组织包括内务府，除了别的职责之外，还负责帝国盐的专卖和海关税收等事务。见Spence 1966和Torbert 1977。有关腐败问题的讨论，见Zelin1984，尤见241～252。
[12]对江南的概括，见Naquin和Rawski 1987：147～158。Bartlett提供了军机处汉人官员的有关数据。从乾隆时代起，军机处大部分汉官来自江南地区，见1991：181～182。有关江南士人和清对拉帮结派活动的关注，见Elman 1989和1990。Kuhn认为满族对江南的态度是“既恐惧又猜忌，既仰慕又嫉妒”（1990：70～71）。
[13]这个机构亦被译为“夷人管理办公室和殖民地事务委员会”。有关这一术语翻译的大量讨论，见Chia 1992：84～86。这里谈一谈满族的术语，Chia把它译为“外省管理部”。我认为这种翻译比较合适且有用，除了它提到省之外，我将在第五章谈到，清廷将各集团领导人作为藩王，由理藩院管理，由此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合适的英文翻译应能体现封建主义色彩。
[14]有关这些资料的看法，见Fletcher 1978a和b和Millward 1993的引文。亦见Fairbank和Teng 1941：209～219。
[15]促使产生乾隆时代这些工程的考虑，还体现在编撰满族旗人的历史和研究满族的发源上，见Crossley 1985和1987，尤见779。这些工程的意义在于为清的统治寻求无懈可击的血统渊源。弘历努力澄清满族的起源，其效果是使爱新觉罗氏成为满族的第一家族，而他自己则是这一家族的领袖，并由此从根本上破坏其他满族家族的权威。
[16]Guy曾讨论过军机处协助“四库全书”工程的有关情况，见1987：79～104。有关军机处的肇始，见wu 1970和Bartlett 1991。
[17]尽管我通篇都用了“大委员会”（Grand Council）一词，但就乾隆时代而言，这一名称用直译更好。
[18]阿桂的情况见《清代名人录》6～8。军机处的许多成员也同时在政府其他部门任职，如傅恒，他是福长安（他本人亦是军机大臣）和福康安的父亲，见Bartlett1991：186。我提到傅恒的儿子们，是因为他们均突出地参与接待使团的事务。这三人的传记见《清代名人录》。
[19]有关宫廷折子，见wu 1970，Bartlett 1991：171和Kuhn 1990：121～124。宫廷奏折与奏折的常规形式题本相对照。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事务，皇帝的批复以上谕的形式用军机大臣的名义廷寄或字寄。见Kuhn1990：124的有关讨论。
[20]力葛丹（ligdan）可汗（1603～1634）有下列称号：神圣转轮王、四方霸主、金边法轮旋转者、法王、唐太宗、大元明君和伟大的成吉思汗，Bawden 1968：34，有关轮回转世说和藏传佛教，见Wylie 1978。
[21]有关清廷征服亚洲腹地的概述，见Bawden 1968和Rossabi 1975。有关西藏的论述见Petech 1950。有关清与突厥藩王的关系见Millward 1993，亦见D.Farquhar 1968。
[22]见Jagchid 1974：46～50。这个过程似乎就是Chia所指的“朝圣”（1992和1993）。(https://www.daowen.com)
[23]对清代亚洲腹地的经验主义的叙述，见Bawden 1968，Fletcher 1978a和b，Millward 1993和Rossibi 1975。
[24]《喇嘛说》的一个版本可在《卫藏通志》中找到，亦可见Lessing的译本1941：58～62。元与西藏喇嘛的关系见Franke 1978和1981及Rossabi 1988。有关卡玛帕喇嘛访问北京，见Sperling 1983，尤见80～99，和Wylie 1980。藏族的化身说见Wylie1978。
[25]见Rossibi 1975和Petech 1950。在这里，可采用Crossley 1990对皇族与普通满族家族的区分。这在乾隆时代尤其如此，那时满族的身份实际上是奉皇帝之命确立的，见Crossley 1987，那篇文章显然并没有得出和我在这里一样的结论。
[26]见Bawden 1968：31、34，48～50，63～69，Ishihama 1992，Rossibi 1975：112～114，119，和Ruegg 1991：450。亦见Rahaul 1968～1969。
[27]这些天上的菩萨体现了佛陀的三个主要方面：权力、仁慈和智慧。
[28]我曾详细探讨过这个主题。见拙著1993：249～251。
[29]有关五台山，见D.farquar1978：12～16。有关五台山的喇嘛和皇帝，见Bawden 1961：58，Hopkins 1987：28～29，和Pozdneyev 1977：336。在这些事例基础上，Grupper指出，早期满族王国与蒙古可汗并无多大分别。（1984：52～54，67～68）。
[30]虽然这似乎是事实，但至少在汉语资料中，没有发现清帝曾声称自己是文殊菩萨转世，他们似乎亦不怎么反对其他人代做这样的声称，见D.Farquhar 1978。因为喇嘛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因此皇帝曾信奉藏传佛教。有关例子见Hevia 1993B：252～253引用的讨论和资料。
[31]乾隆帝在作为文殊菩萨时的画像中，身着藏红色法衣，左手执法轮。见D.Farquhar 1978：7，Kahn 1971：185和故宫博物院1983：117。
[32]他在乾隆时代的汉文资料中被称为章嘉呼图克图，是第二个化身（康熙帝已授了第一个），他被赐予“国师”头衔。
[33]在第一次这样的场合中，皇帝把最高位置让给章嘉若必多杰，献祭时，皇帝在他面前跪下，行顶礼，见Wang1990：57～58。呼图克图藏文传记的汉译本，见Chen和Ma1 988。我要感谢Evelyn Rawski提醒我注意这些材料。下文将探讨皇帝这样做的意义。
[34]关于章嘉若必多杰的经历，我主要摘自Hopkins 1987：15～35，448～449；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gyi nyi ma（1969）和Grupper1984。章嘉若必多杰代表清廷做了许多事情，乾隆帝赐以“国师”称号，是清代获此殊荣的惟一一位喇嘛（见《卫藏通志》1：23）。
[35]Chia 1992：224～227曾提出，清廷努力要使北京成为藏传佛教的中心。
[36]Ishihama 1992：507指出，喇嘛在授予法号时，其地位明显高于世俗君主。Ruegg1991认为，用现世/灵界与世俗/宗教这样的对立眼光来看待喇嘛—恩主关系是误导性的（450），应视之为为适应历史形势而做的相应变化。
[37]Bartllet举例说明皇帝走出皇城的重大意义。她指出，当阿桂平定金川之后，乾隆帝曾在北京郊外迎候他。见1991：183。
[38]该段汉文原文为：癸丑，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上赐坐、赐宴。达赖喇嘛进马匹方物，并纳之。
原书发表之后，作者阅读和理解汉语资料的能力遭到质疑，故译者用脚注方式注明相应的汉文原文，以供参阅。下同。——译注
[39]这里的南苑也许指南海子或南苑海子，位于北京南面城外。它显然是供清廷狩猎的园子，在20世纪初的地图上还找得着，见Clunas 1991：46。我感谢Susan Naquin使我得以获悉这条材料。令人好奇的是，对喇嘛造访北京所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否有助于解释清廷利用北京周围的其他地方来处理与亚洲腹地藩王们的关系。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紫禁城主殿西边的紫光阁，但觐见和宴会也常常在圆明园举行。《大清会典图》1818年版，卷21：6a～7a，就描绘了在圆明园圆顶帐篷举行的宴会。
直到清末，依然保留了主殿之外接见“棘手的宾客”的习惯。从1870到1900年，没有任何一位外交官——欧洲的、美国的或日本的大使——曾在太和殿被接见过。总在紫光阁或其他殿里接待他们。见Rockhill 1905。
[40]这次觐见，呼图克图与突斯也图可汗（TusiYetukhan）一起出现，据记载，后者亦跪拜。但是在第二天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呼图克图，只有喀尔喀可汗及其他贵族，包括突斯也图可汗见《圣祖仁皇帝实录》151：8a，10a。
[41]见Hevia1993b：264n·35有关这一事件的日期的讨论。
[42]我采用的Das所译的班禅喇嘛经历的节本，见1882：39～42。关于入会仪式见Das和Grupper 1984：59。亦见Cammann 1949～1950有关喇嘛的访问。
[43]《高宗纯皇帝实录》1111：4a和10a～b；接下来还有其他宴会和赏赐，包括1780年10月29日在北京保和殿进行的。见《高宗纯皇帝实录》1112：17b～18a，和1116：4a。
[44]允许喇嘛只跪不拜，原因在于佛教的习惯是只拜菩萨。这种对别的习俗的特殊尊重，并非不同寻常。见1795年给前往西藏的钦差松筠的上谕。他奉命不在达赖喇嘛面前叩拜，以遵黄教教义。见《高宗纯皇帝实录》1458：34b～35a，在热河还出现了另一种尊崇。据1818年版的《大清会典图》21：7a的一幅图，在万树园举行的宴会上，呼图克图和喇嘛的座位比蒙古贵族更接近皇帝。
[45]见Fairbank 1983：9～20和Wills1979a，1988和1993。我亦采用了Erhard Rosner在1993年9月18日纪念马嘎尔尼使团访华200周年的承德大会上的评论。
[46]有关海关及其与内务府的关系见Chang 1974，Wakeman 1975：19和Torbert 1977：99～100。
[47]Waley—Cohen1993曾谈到清廷对欧洲技术的兴趣。尤见1534及其后诸页。
[48]这不包括每年皇帝生日、冬至、新年朝鲜遣使入华恭贺。见Kim 1981：6。
[49]Chen讨论过琉球国王的受封仪式，见1968：145～149。他的描述大致与《大清通礼》一致，45：5a～7a。
[50]Woodside指出安南国王被期望“采用”中国文化，但同时在其统治中又包括了东南亚的特色。见1971：12和23。
[51]乾隆时代的名将名臣如阿桂和傅恒指挥清廷战事。见《清代名人录》7，252。有关清—缅（缅甸）战争，见Luce 1925。
[52]由Fairbank和Teng 1941：195编制的图表，可以清晰看到乾隆时代最后十年里来华使团何其之多。1793年英国使团到达时，缅甸使团亦在热河恭贺皇帝生日。
[53]值得一提的是，自1644年以来，清廷无疑可以有效地制止任何欧洲商人进入沿海港口。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54]总之，这些安排似乎是内务府的职责，见Torbert1977：97～103。公行亦处理来自南亚或其他地区还有欧洲的商人的事务。见Hsu1990：143，他亦出色地总结了广东的贸易（14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