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礼与清帝国的形成
将宇宙秩序原则嵌入较高层次的礼仪，依据这些秩序原则来组成等级关系（终清一代，英帝国的代表们对这种关系一直知之甚少）。在此过程中，清代宾礼一直以如下方式保持着各藩王的特色，即承认他们在自己王国内的恰当的统治，而且把这种统治视为最高君主德行与恩泽在世界范围内的延续。清廷坚持在这样的原则下来包容并定位差异，这可以被看做是清廷对现实世界社会政治状况的独一无二的应对之策，这种应对之策承认各领土之间的关系中的模糊性，对待亚洲腹地诸国尤其如此。对于这种模糊性，宾礼并不掩饰，而是予以评释。英国使团访华时，最能体现这种最高君主、藩王关系的乃是马嘎尔尼勋爵在热河觐见皇帝那一幕。
觐见中，皇帝及其大臣们总结了清帝国与英吉利王国会面的性质，因为它在沿中线而行的接待过程中已凸现出来。这种总结把迄今为止出现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纷纷转至一个空间的平台之上，在那里，世界的现状与清统治权的历史融为一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最初的时间上的高潮（initial temporal culmination），换言之，会面的特色，从原来所具有的明显的历时性（致意与准备），呈现为共时性（觐见）。
这表明清帝国最高权力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关于转化当前世界的对话，还是皇帝与他的祖先的对话（通过在太庙里宣誓来保持），这种不断进行的对话使当前的最高君主得以汲取历代君主的驭政经验并再次得以定位。通过编撰文书（调查并编纂统治者和当今皇帝的行为，并重修礼仪），依据对当前世界状况的适合程度审视原有的程序，从而把帝国列祖列宗的做法融进当今皇帝的统治中（类似于对藩王统治权的融合）[2]。
在把过去融入现在的同时，还涉及未来。英国使团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一个先例，一个包含并替代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葡萄牙使团的先例。马嘎尔尼离华的同一年，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派遣由A.E.范·布拉姆（A.E.van Braam）率领的使团去北京。这时英国使团的先例派上了用场。他们到达时正值新年，使团并非为参加皇帝的生日庆典而来，荷兰人的经历与英国人有所不同。乾隆皇帝邀请他们到他的住所——“紫禁城”里的宁寿宫，在那里他们观看了戏剧。乾隆帝还允许他们在保和殿觐见，并在中南海紫光阁再次觐见。荷兰人的待遇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恩典，这与他们在清代其他皇帝在位时曾遣使来华有关[3]，对他们的接待，部分借鉴了最近一次接待欧洲人使团的经验（《宫中上谕》，QL59.12.1，71：1）。除了其他事情之外，清廷还根据有关英国使团的接待记载来确定对荷兰人的帝国赠礼。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清廷接待了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领的第二个英国访华使团，马嘎尔尼的先例对这次接待亦很重要。即使粗略浏览一下对这次接待的记载，也能发现它是以对马嘎尔尼使团的接待为指南[4]。与第一次接待英国使团时相比，除了对第一次使团的印象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广东的英商正与地方官发生冲突，这使朝廷决定不再遵循马嘎尔尼使团曾经历过的觐见程序。尤其是，使团的觐见准备工作更为严格，朝廷是如此慎重，竟发给阿美士德一份有关他即将参加的觐见的书面说明书[5]。
另外，嘉庆朝廷似乎很关注早些时候礼仪中的特别之处，如我们所知，在那时，马嘎尔尼把英王的信函呈给皇帝时，他是单膝下跪的。而这一次三跪九叩之礼不再变通，引导使团入朝的官员要示意贡使行这套礼仪，据阿美士德的叙述，使团急急忙忙被带到北京，立即准备觐见皇帝。行色匆匆之中，使团被分散，阿美士德找不到国书了。阿美士德怀疑中国方面有不良动机，因而以疲劳为由请求推迟觐见。他亦拒绝与高级官员的会面，在那次会面中，有太医赶来为贡使诊病。第二天，当阿美士德准备好觐见时，他被告知使团已接到命令离开北京[6]。
阿美士德使团的记载表明，朝廷念念不忘马嘎尔尼使团留给他们的印象，譬如说，英国人不理解恰当的礼仪关系。这种印象源自许多事情，如，马嘎尔尼到达热河时，以生病为由拒绝参见与高级官员的会面，还有马嘎尔尼不了解朝廷的礼仪，拒绝服从朝廷对他的诸项请求的种种答复。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阿美士德的觐见被取消，因为涉及贡使的忠诚的一系列问题再度出现。像其父一样，嘉庆皇帝接受了英王的礼物，同时，在给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清晰地把贡使与英王区别开来（福Fu，1966，1：404～405）。(https://www.daowen.com)
打发走阿美士德使团之后，皇帝意识到有关官员对待英国人的不当行为[7]。譬如，皇帝不明白既然贡使不乐意遵守必需的礼仪，为什么还要带他到北京来呢。另一个令皇帝诧异的是，官员们未曾告诉他，贡使拒绝觐见的原因之一是礼服尚在行李中，还未送至北京。负责此事的官员遭到惩处，皇帝草拟了一封敕谕给英国人，澄清了他的官员对待使团的不当行为（福Fu，1966，1：405～407，和《印度事务部阿美士德通信》，197：335～338）。
清廷与大英帝国的第二次接触促成了某些有关沿中线而行的进程中的代理人及其行为的普遍看法。沿中线而行是通过多个代理人的行为来构建庞大复杂的等级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些代理人既不是单一的个人，其行为在严格意义上讲也并不出自自愿。这种过程之中的行为是依历史事件及当时当地特定的参与人而定的。换言之，等级关系中的每个位置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独特性不同于个人的独特性），只有在诸位置相互构成的实践中，才会如此。在构建这些服从性位置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通过消除在好事之中存在的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通过奖励或惩罚按照正确的方向引导出恰当得体的行为。
在这一幕中，每个参加者都必须依据他的位置去观察和行动。譬如，宾礼中，皇帝坐北面南，对臣下发出指示和劝诫，表现珍爱之情，进行奖赏，接受臣下虔诚的贡礼，听取情况汇报、建议和要求。这些都是附属于他的位置的任务，这个位置的诸多方面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其中突出的一点是皇帝驾御帝国的精湛技巧。皇帝帮助开始了礼仪过程，他的适时适当的介入对于引导礼仪过程的发展方向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当其他精于此道的官员有不当行为造成失误时，皇帝尤其要介入以便予以纠正。
由此可以设想，皇帝所处的位置与其他参与者的不一样，是惟一全盘掌握整个礼仪过程活动的位置。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出发，可以就参与者的行为及其意料之外的结果进行观察，必要时予以纠正。这表明他所选择的介入之处对于特定的礼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既然宾礼并无通例，既然所有的行为都取决于具体的实际表演，那么正是皇帝本人对介入时间的选择和导向产生了帝国与藩王之间特定的会面。
皇帝的臣下们略有不同。他们的任务亦依各自的位置而定，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沿中线而行的过程，然而他们对全局的看法受到自身所处的位置的限制。譬如回忆一下关于调查船只那一节（第六章第二节）。换了别的情况，长麟可能会因为向皇帝报告马瑜的行为而受奖。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的不当行为促使皇帝明白地提醒官员们不要忘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及其职责（嘉庆皇帝对臣下亦有类似的劝诫）。然而，在归为“好事”一类的事情中，当长麟的行为符合帝国的意图时，他就会得到表扬、奖赏甚至提拔。
清英第二次会面亦有助于澄清早些时候有关“模式化”话语的看法，尤其从双方的信函和毋庸置疑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正是基于这些信函和关系，朝廷在觐见之前就把阿美士德使团打发走了。阿美士德使团受到的待遇突出地表现了宾礼在构建各领土之间的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如果把礼仪活动视为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对藩王使团做出评价和区分，并把它融进包容性的涵盖宇宙与先祖的帝国统治权之中，那么，礼仪就完全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了。对这些过程的更为广义的理解可以避免把礼仪具体化或抽象化，并且使下述断言看来不那么有道理，即19世纪清帝国与“现代西方”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和“西方商业”之间的不相容。
在当前与过去的帝国构建之间的自觉的反省式的对话之中，乾隆皇帝的统治体现了满族内在的足以“君临天下”的道德力量。乾隆皇帝借助礼仪活动组织满族统治权，声称拥有最高权力。然而如果藩王具备类似的（如礼仪）条件，就可能对这种声称提出挑战。在固有的政治礼仪话语的语境中，乾隆皇帝资助的礼仪指南编撰（同其他的各类文本一样）在历史上的定位具有额外的意义[8]。实际礼仪活动与编撰礼仪文献两者的结合可以被视为对东亚政治状况所做出的特定回应，借之提出诉求，在世界的空间上（如满族的统治区域及其外围附庸国）和时间上（如连接过去的统治和未来的和平与繁荣）都建立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