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并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推进器，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主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化为发展取向，以完善政治形态为核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中国开始向政治民主化迈进，以保障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开始正式迈出了脚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中国终于开始进行以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

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全球化对人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人民的民主意识迅速觉醒并日益提高。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文明成果，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和观念更新，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全球化及其所包含的市场化、民主化浪潮要求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改革。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集中、效率低下、腐败犹存的现象不利于全球化的展开。再次，要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受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避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就要求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与国际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规则接轨。这就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后，党和国家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政治的整体面貌大有改观。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1]这是党中央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第一次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明确部署。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五项新要求之一。与十六大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同，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2]2010年3月的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3]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有此前在传媒上展开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作铺垫。这个路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都通过传媒得到大力宣扬和推广。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传媒是中国改革的舆论及话语的平台和推行工具。(https://www.daowen.com)

在中国，传媒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对传媒采取管理内容的无限性、管理过程的内部化和管理手段的非规则性的政治控制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与传媒的关系的变化，作用于传媒的权力资源和压力点已经开始分解和扩散，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模式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政治信息管理严、放开产业发展和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政府开始赋予传媒体制改革以新的内涵，对传媒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控制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传媒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传媒一直承担着单纯的“宣传工具”的角色，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尤其是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媒介改革也随之而来，传媒从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变成了重要的社会构成，对社会团结（social integration）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媒介的工具理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媒介的价值理性，开始认识到传媒既除了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还承担着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当然，传媒扮演着信息管家、时事顾问、意见领袖的角色，扮演着中介、协调者和调停人的角色，政府也赋予了传媒更多的社会职能和政策导向权力。传媒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国家权力的一种工具，通过“议程设置权”、“话语权”、“审判权”、“信息掌握与传媒权”“政治形象塑造权”等，对社会进行控制。^[4]政治传播可以促进特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可以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社会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作为政治传播主要渠道的传媒，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现代社会，公众在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沉重的生活压力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人们大多通过媒体获取政治信息，借助媒体上出境的“专家”、“学者”来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相对较大的自由性使其成为了公众最喜欢表达和交流的公共领域，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欲望和积极性在网络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孙志刚事件”、“周老虎事件”、“哈尔滨警察打死市民案件”、“三鹿奶粉事件”等都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关注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的；随着媒体的兼容和整合，媒体间议程设置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常常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或转移到某一事件上。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在政治传播中有着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媒体已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力量”。李希光解释媒体的软力量“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5]媒体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媒体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