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大众传媒角色
中国的新闻传媒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逐渐分化为意识形态部分和信息产业部分，也就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随着中国加入WTO，新闻传播事业面临国外媒介集团的严峻挑战。因此，将中国的传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建立高投入、集团化、高科技的基础，使其具备充足的资本、先进的设备、一流的管理和过硬的业务素质，使中国的大众传媒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竞争力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1年至2005年，中央开展了一次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报刊治理整顿，从其治理的倾向上看，在于使党报脱离市场，以新闻宣传为主；其他类型的报刊则推向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作。截至2002年底，全国已获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已达39个。集团化成为报刊生存、发展和竞争的基本形式。从结构上来看，报业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党报数量最多，都市报仍是市场的主角，生活、健康、休闲类报刊增多，报刊正从新闻传播向媒介消费转向。[24]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闻传媒作为“大众传播机构”的功能得到全面认同，媒介已经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绝对政治权力的话语结构，在保证政治权力话语占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建构起以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为取向的公共话语，媒介的公共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后，大众传媒在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更是值得期待。这一时期的新闻传媒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守望者”，它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中，萌现出其作为社会公众组织的公共立场、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传媒的社会角色意识的觉醒对于加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大众传媒维护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随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公众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类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大为提高，政府的公共决策，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中的任何变化，社会的道德状况和文明进程等等都成为社会意见指涉的对象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公众舆论要求满足知情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公众知情是公众政治参与的前提。新闻传媒介入社会生活，就要发挥监视环境的功能，把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及时、准确的传达给公众，满足公众知的权利。而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介的传递真实信息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民众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和政府做了什么。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在此之前11天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媒体及时公开报道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媒体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成功搭建了灾害事件信息发布与沟通平台，及时发布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如实报道灾情动态、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各界援助等信息。详尽客观的报道使广大群众在这次灾情的信息传播中，感受到了信任和知情权被尊重，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强化了国家意志，为抗震救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以媒体为桥梁，社会与政府的合作程度和合作水平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设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以政治参与为途径，以法制为保障制度。而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相对自由本身就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外在表现。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对信息真实及时地传递，以及在报道中表现出的人本意识就是政治文明的一个缩影，媒体的社会责任将继续推动以公众利益为中心的报道原则与目标的实现。[25]因而，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尤其是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应该让媒介享有充分的信息传播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不应进行信息的封锁。信息传播的自由和意见交流的自由带来的将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建设性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这不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应对危机所必须的。
其次，大众传媒不仅致力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在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里，传媒有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公众提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机会，让社会成员利用传媒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从而构建一个公共事务平台，推动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向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转变。在满足公众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方面，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表现尤为突出，网络媒体为中国的民众构建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赋予了民众对公共事务更多表达和参与的机会。进入21世纪后，网络媒体成了中国发展最快的媒体。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了社会各阶层获取信息、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因此互联网也成为了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中，首次增加了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互联网现有的舆论平台已经十分发达，目前拥有130万个论坛/BBS，数量成为全球第一，新闻用户截止到2008年6月末，已达2.06亿人。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三大重点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累计每天新闻更新超过2万条，日均新闻信息浏览量超过20亿次[26]。比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就是一个广受网友欢迎的时政论坛，该栏目不仅设有坚持立足高端、关注热点、展现多元、突出互动的嘉宾访谈，广大网民也可以在论坛上畅谈国是、建言献策。“强国论坛”已经成为政府联系广大网民的桥梁和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平台。
网络媒体的发展正在形成新的传播方式。许多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都建立了相对应的网站，两者形成了强势互补。聚合（RSS）新闻的推出，使网民们可以随时浏览自己定制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推”新闻向“拉”新闻的转变。此外，博客、播客、微博的兴起，增加了新闻来源的渠道。尤其是现在手机上网功能的普及，使得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网友便可以直接用手机拍摄照片或视频并将之上传到博客或微博上，用文字加以说明，而后广为流传。有人戏言：有手机，有博客，人人可以是记者。
其实，网络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强化。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黑砖窑事件”，2008年的“天价烟事件”，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等，都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积极介入而成为社会上广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孙志刚事件”，其结果更是使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替代了已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2011年以来，微博继续以强劲的发展趋势，更广泛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生活与社会舆论。可以说，中国的微博时代已然来临。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而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27]微博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传播平台，集信息、观点、民意为一身，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新型舆论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强。
微博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微型博客形式。微博允许任何人阅读或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后逐渐发展成可以发送链接、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发布终端包括网页、移动终端、短信等。自2010年以来，微博的发展从“虚火”阶段进入“实热”阶段。用户数量庞大、媒体特性凸显是微博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在微博传播内容的生产简化与碎片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草根化，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移动化，传播模式的交互化和多样化，以及传播速度的快速化。中国的微博用户规模在经历了2011年的爆发性增长后，现已进入平稳增长期。微博的媒体特性已经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已成为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又一主流平台。
因为内容发布的便捷和低门槛，独立的个人在微博上都具备了媒体的特征，人人都可以是新闻传播者。作为自媒体的微博，在其“微结构”基础上为个人提供功能强大的个人独立平台，从根本上打破了个人参与社会传播的传统格局。无论是传统媒体和记者、专家学者、明星名人还是政府部分及官员，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平凡“草根”，在微博上都拥有了更大的、相对平等的话语空间与自主权。微博整合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第三方软件等多种渠道来进行信息的发布，而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延续了2011年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2年6月底，手机微博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微博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提升5.3个百分点至43.8%，是使用率增幅最大的手机应用。[28]手机微博能体现微博内容发布的即时性和发挥微博应用的自媒体优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微博，还能进行实时性的交流互动。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线性传播模式，而微博的传播模式是网状传播模式，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交互传播方式，从而可以实现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兼容。微博上的信息流通速度非常快，能形成“病毒传播”。“病毒传播”通常指在互联网上，利用网民之间口口相传、相互转发的口碑式传播渠道，快速而有效地把要推广的信息、品牌或产品发布到千百万普通网民，其传播效应就像病毒感染一样，一旦成功发起就私下蔓延，快速复制，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29]微博具有的评论、转发、搜索、加关注等功能为这种“病毒传播”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微博所具备的这些媒体特征可以加速微博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扩散，最终促成微博舆论的聚合和裂变。《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指出，2011年发生的舆情事件中，微博是第一大信息源，占比达20%以上，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源地，也是第一大舆论场。据《CIC-奥美公关合作白皮书——微时代危机管理》对2011年十大公信危机事件的统计，其中有七起由微博爆料或直播，并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如“郭美美炫富门”、“故宫会所门”、“官员微博调情”、“7·23甬温动车事故”等事件，都是由微博首发，引发大量关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进而形成舆论热点。[30](https://www.daowen.com)
当微博事件的热度不断攀升，网络舆论掀起高潮的时候，政府部门必须要拿出自身的态度来回应和应对网络舆论。从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来看，2011年下半年，对于党政部门来说，有71.9%的事件得到了处置，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相比，党政部门在当天或一天内即作回应的热点话题占比从49.2%上升至50.4%。[31]这说明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在提高，但仍有部分政府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回应滞后。
最后，大众传媒在社会矛盾、问题、冲突凸显的时期，可以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现代的高风险社会中担当起矛盾的解压阀和社会的平衡器。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但经济形态的改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矛盾凸现、社会冲突加剧的时期。如何运用媒介力量将转型时期的社会震荡减低到最小程度，成为了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的社会矛盾协调与管理功能显现。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调节系统的重构，即通过大众媒介构建一个反映多元利益的公共平台，将话语资源对广大民众开放，加强传播内容本身和受众之间的联系互动，从而实现对现实社会的整体观照和积极介入。因此，在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中，新闻传媒绝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工具，它通过及时、大量、客观的信息提供，帮助社会大众建构起对新环境的认知，以克服因认识失谐所造成的焦虑，媒介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调适力量。[32]比如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栏目，每周精心选取在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焦点或热门话题，请来当事人、或各界学者、专家、名人担任嘉宾发表意见或精辟见解。整个节目以讨论的形式进行，展现出一种新型的对话模式：“精英VS草根”。此节目的特点在于其选题的时效性和贴近性，“草根”VS“精英”的对话模式，以及对事物多元化的态度。它通过公共话语空间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相互沟通的平台，既能充当社会公众的解压阀，又能充当社会的润滑剂；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观点的释放、情绪的“宣泄”以及思想的沉淀。不管这样的讨论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这的确是一种公众实现其表达权的新的方式和好的方式。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里，传媒的社会影响力和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但是同时，学界和业界也在进行着对于传媒“公共性”的深刻反思。自从传媒的“双重属性”得到认可和确立之后，大众传媒便完全投入到了市场化的运作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传媒之间竞争的激烈性与日俱增。商业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传媒业的所有产品都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检阅自己的生存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中国的传媒业开始出现了畸变，市场失灵的后果显而易见。比如假新闻、低俗报道、有偿新闻、虚假广告等，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以经济利益至上的传媒会把受众视为消费者，为了提高其产品的收视率或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商，无视受众的权利和利益，把受众当作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在某些传媒的眼里，社会的强势群体被奉为“上帝”，而弱势群体却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媒体排除在外。因此，商业化所带来的传媒功能的絮乱和种种弊端，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反思。“传媒业的公共性成为传媒界反思的理论支点。从公共性出发，自然提出了传媒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责任，也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新闻专业理念（或新闻专业主义）。”[33]构建传媒的公共性，使其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关注重心、以公共利益为追求宗旨的意见交流平台，已经成为新闻传媒承担构建和谐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注释】
[1]李琳：《政策供给与社会转型——1978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分析》，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3页。
[2]许和隆：《冲突与互动：转型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制度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3]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06期。
[4]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1998年06期。
[5]张昆，赵莉：《中国媒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6]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7]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9]耐用品指使用时间较长，至少在1年以上的物品，如电冰箱、汽车、电视机、机械设备等。
[10]傅景亮：《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1]江泽民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中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夏。
[13]吴廷俊著：《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1页。
[14]李良荣，沈莉：《试论当前中国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大学》，1995年夏。
[15]罗以澄、吕尚彬：《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76页。
[1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7]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0]罗以澄、吕尚彬：《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80页。
[21]胡锦涛著：《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
[2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南方网，十六大报告理论版。
[23]《解读十七大报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论述》，新华网，2007年10月18日。
[24]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页。
[25]石长顺，徐锐：《媒介话语机制的历史性超越与进步——汶川大地震媒体报道的传播政治学思考》，《视听界》，2008年第4期。
[26]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7]《CNNIC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isc.org.cn/zxzx/ywsd/listinfo-21627.html
[28]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
[29]李开复著：《微博改变一切》，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30]周世禄、王文博：《微博对新闻报道的影响》，见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31]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艾利艾咨询：《2011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见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32]冉华：《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9月。
[33]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30年（1978—2008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