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两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这项理论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该理论的特点是：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认知层面的效果。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也就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第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第三，该理论暗示了大众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传媒对客观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取舍活动。大众传媒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和取舍标准，从客观环境中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和内容来进行加工整理，再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判断。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活动，它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40年代末，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50年代和6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一观点。不过，将大众传播的环境认知影响最早明确地概括为“议程设置功能”并进行了实证考察的，则是麦库姆斯和肖。(https://www.daowen.com)

大众传媒“议程设置”过程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力学关系：传媒与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机构和垄断大企业是占支配地位的信息源，它们通过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和以“私下放风”的方式进行舆论引导来进行信息操作。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

“议程设置”研究与中国的舆论导向研究之间也有一定的理论接点。相对而言，舆论导向的含义更为广泛，其含有对社会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的全面引导；而“议程设置”则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因此，“议程设置”理论对我们考察大众传媒舆论导向的过程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该理论只强调了大众传媒“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没有涉及到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