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与政治的研究
美国著名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了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术》中，通过对世界大战时各交战国宣传的研究，分析了传媒的政治宣传作用。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上，包括交战双方使用的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海报、电影、图片等。拉斯韦尔把宣传视为集中体现现代政治的现代战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社会学家帕克则发现了新闻塑造民意的作用，他在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1904）中探讨了大众媒介的作用以及塑造民意的过程。他跳出了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把视野延伸到社会领域，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传媒影响民意的程度、传媒如何为民意所控制以及如何促进社会的变迁上。
政治传播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得到了更长远的发展。战争的伤痛、技术的控制和核武器的威胁等，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拉斯韦尔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则对1940年和194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媒介宣传对人们的投票意向和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的研究，并提出“二级传播论”，指出传媒是通过“意见领袖”这些中介人物对公众产生影响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机构对传媒的运作越来越频繁，加拿大经济学家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传播偏向论。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重的影响，这也和麦克卢汉的观点相互唱和。他还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伊尼斯将控制传媒视为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20世纪60年代，传媒在政治动乱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了许多争议。此时，学术界也构筑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是公共性本身表现出来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和私人领域相对立。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让人们看到了新闻媒介在建设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和力量，也使美国新闻界反思并认识到，新闻事业危机的根源在于新闻本身忽视了它的公共性传统，忽视了它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政治中传媒的研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重视。伯克利的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在《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中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人都逐渐认识到大众媒体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并不十分清楚这种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吉特林提到了“大众媒介在政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这本书不仅回顾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对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考量。在这个阶段，不少学者对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和互动做了相应的研究，有的论证了传媒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如香特·伊延格和唐纳德·R.金德的《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舆论》；有的对于外交新闻报道的模式以及传媒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如丹尼尔·C.哈林的《没有新闻检查的战争：传媒与越南》、多里斯·A.格拉博尔的《大众传播与美国政治》。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论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通过限制对观点的接触，阻止对当今社会真相的探寻，最终使言论自由、公众统治的启蒙主义模式难以实现。塔奇曼借助于历史，验证了自己研究的结论——使社会现实合法化，是新闻框架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新闻的发展与当今社会结构的发展密切相连”中，塔奇曼发出了“谁的言论自由？谁的知情权？”的质问。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首次出版了《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新闻政治学进行了研究。他在对现代媒体运行和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闻与政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和新闻里的政治经济学。他着力探讨的是新闻如何更好地为美国的民主服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新科技的发展和跨国商业势力的影响，欧洲的传媒研究从对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对新的传媒运作法规下的新秩序的研究。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传播主体日益多极化，传媒角色开始变得多元化，传媒统治力量也在不断强化，这些都使得传媒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传媒的所有权、控制权、权力、影响力、公民权利等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这个新媒体也与政治挂上了关系，阿尔温·托夫勒就指出，网络社会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对等性，因为网络使完全直接的政治参与成为了可能。李·爱德华兹一生研究政治与新闻，他的《媒体政治：大众传媒如何改变世界政治》认为媒体已经成为决定国际事务轨迹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如经济繁荣，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国民意志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中国，政治传播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台湾学者祝基滢，他于1983年出版了《政治传播学》一书，初步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理论和方法。1986年另一位台湾学者彭芸出版了《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一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学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产生、发展和理论分歧。[28](https://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开始引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一些西方政治传播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同时，宣传学和舆论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新闻体制的研究比较多，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分析新闻体制改革的策略和改革所产生的现实问题上，如李良荣的《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中就有多篇论文涉及到新闻改革的问题。
此外，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现象的研究也很常见。近年来，“公共新闻”、“公共领域”等概念常见于著作和论文中，尽管国内学界对于国外学者提到的“公共领域”是否存在于中国当下的现实中还存在疑问，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学者试图从各方面来诠释中国的“公共领域”。如冉华的《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徐卫华、张金海的《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媒介》，张金海、李小曼的《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等。
有的学者开始尝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比如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初步界定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张昆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中，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他把众多中西方政治学和传播学理论融合在一起，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结合中国实际，反思了中国当代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最近几年，关于传媒与政治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有对西方国家的传媒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著作，如谢岳的《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和《当代政治沟通》；也有对中国传媒与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著作，如汪凯的《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李宏、李民等在《传媒政治》中详细论述了传媒与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一方面，传媒对政治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传媒对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传媒也可能对政治起到负面作用，即对专制集权统治和霸权主义扩展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宏观角度来审视，总的趋势是有利于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的。陈堂发在《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一书中，对于传媒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探讨了新闻传媒的微观政治功能。柯泽在《理性与传媒发展》一书中的“传媒生存的政治学解读”一章，从理性的角度论述了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此外，关于传媒与政治的文章，还经常散见于专业媒体和论坛纪要中，中国著名学者邵培仁、李希光、展江、喻国明等都有不少论述。这些著述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媒介与政治研究这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参考。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政治传播学与本国政治生态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政治传播学的经验与理论也大多来自本土的政治与传播实践。因此，政治传播学还是应该主要面向本土研究。近年来，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表现出对本土政治传播个案的密切关注，但这些个案研究很多都没有上升到政治与传播互动的层面，仅仅是漂浮在信息传播和新闻策略的层面。尽管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中国学者已开始了对本国政治传播的考察与研究，但还是有很多尚未涉及的视角、层面和领域，比如说以国家和国家政治为中心，把视角集中在个人与团体相关之效应的研究还并不多见。因此，政治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仍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