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社会关系场域下的传媒角色困境

在中国，大众传媒面临着公共性难以建构的问题。传媒的公共性，指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即传媒作为公众获得相关资讯、了解公共政策、讨论公共事务等公共性平台的属性。^[55]传媒的公共性是传媒的属性之一，也是传媒功能张显的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的属性和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属性从单一的“上层建筑性”发展到同时具备“上层建筑性”和“信息产业性”的双重属性。作为信息传播工具的传媒，为公众提供资讯的功能得到了实现。但是，作为公众讨论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等公共性平台的功能，大众传媒是否真正做到和做好了呢？在双重属性观的规定下，传媒受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控制，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对传媒形成的双重挤压，最终导致传媒公共性的缺位。“从20年前的泛政治化到今天的政治化加商业化，恰恰失落了公共利益目标。”^[56](https://www.daowen.com)

民生新闻的出现，让社会看到了大众传媒建构公共话语领域的功能。民生新闻所展示的民生视野、民生态度、民生情怀，“是新闻话语权力由上至下的实践性流动以及对电视新闻本质的回归”。^[57]但随着民生新闻的发展，出现了三大不良趋势：一是新闻内容过度琐碎，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鸡毛蒜皮、街谈巷议的普通琐事上，满足于各类原生素材的堆积，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理性的评判；二是民生新闻过度娱乐化、庸俗化：为满足受众简单的娱乐心理，刻意展示难登大雅之堂的“花边新闻”和“市井新闻”，降低了节目的品质和格调；三是节目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风格日趋雷同，丧失了个性和对观众的吸引力。^[58]民生新闻虽然赋予了老百姓一定的话语权和公共话语空间，但是所讨论的内容大多限于生活琐事、家长里短，并没有上升到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层面。公共新闻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它被学者们称为是超越民生新闻的一种新闻模式。“作为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和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公共新闻代表了国家权力话语舆论场和民众自发话语舆论场的一种良性互动。”^[59]但是，同公共新闻的起源地美国一样，在经历了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公共新闻研究也渐渐显出偃旗息鼓的趋势。纵观“公共新闻”研究在中国大陆十年来的历程，就像“一阵风”擦身而过，从核心地带四散开来，从重点大学刮向一般学府，从高校吹向媒体，诸多“一次性”研究者和“龙套型”研究者闻“风”起舞，制造了中国大陆“公共新闻”研究短暂的热潮和虚假的繁荣，致使“公共新闻”的理念在国内根基仍浅、“开花”不易、“结果”更难。^[60]其实，公共新闻只是大众传媒面对困惑时若干探索中的一种尝试，没有理由苛求它应该或必须在中国取得进展、获得成功。但是，公共新闻所体现出来的的传媒功能：“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却反映了传媒本质属性之一的公共性。传媒公共性是在传媒功能紊乱的情况下，学者们对于传媒属性和功能的反思，它既是社会转型期间，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背景下，传媒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又是在传媒受政治力量控制的情况下稍显敏感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传媒公共性的讨论，一方面，学者们肯定了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传媒是否发挥了公共性，是个让人质疑和深思的问题。在现实发展中，传媒作为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公权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人们对传媒的公权功能即公共服务等能力的认识还十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