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社会场域下传媒角色困境的深层原因
1.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不健全
只有在成熟的公民社会才能产生公众。[61]可见，传媒的公共性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中国有着成熟的公民社会吗？显然，从理论与现实来看，中国公民社会顶多也只处于萌芽状态。
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作为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公共治理主体，是公民社会需要具备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方面，公民社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前提下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产生是对政府作用边界的界定，体现了社会相对于国家统治的自我治理。公共新闻运动会诞生于美国，就是由于这种制度性原因。正是因为具备了成熟的公民社会，所以媒体会对公众日益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而感到恐慌不安；公民社会直接对应的就是民主传统和民主追求，因此，当媒体发现真正的公共生活正处于危机之中时，会感到这会严重伤害美国的民主。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萌芽状态。这是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是在政府推行改革措施的主导下产生的，具有非自发性的特点。与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在历史上自发产生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全能国家”显现治理危机，党和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扶持和资源让渡而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与西方国家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体现出“大而弱”的特性。贾西津将其概括为：与政府补充性强，分权性弱；执行性强，自治性弱；服务性强，倡导性弱；与政府合作性强，独立性弱。[62]而且，中国的公民社会存在政府色彩浓重，有着明显的官民双重性的特点。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国家在社会中的主导性和支配性角色必然会影响到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管民双重性和政府主导性，学界一直争论激烈。有的认为应该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有的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性”特征，是中国公民社会在现阶段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必然具有的自身特征。[63]
因此，回到公民社会需要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上，中国的公民社会之所以会发育不健全，首先因为中国现在仍处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过程中，有限政府的理念尚未完全确立；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在中国公民社会还不健全的时候，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较为薄弱，权利义务意识和法律意识都还有待加强。这些都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建构制造了障碍。
2.消费主义文化对于传媒政治功能的侵蚀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是人们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明显，且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心。现在，对于消费的目的，人们更热衷于去不断地追求被制造和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实际需求的满足。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而广告和大众传媒就是消费主义文化向全球扩张的散播者和推进器。这样就不难理解：通过广告及其他媒介的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消费者，是一件极为必然的事情。[64]
对于传媒自身来说，消费主义使传媒增强了市场意识和受众意识，有利于传媒生产力的解放和对受众要求的满足；但是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传媒的过份功利和对部分受众的不适当迎合，从而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传媒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了一些偏离和变异：新闻传媒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便是传播信息和监测环境，是社会的“守望者”；但当传媒被置身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下时，却在客观上成为了市场意义上的推销者。当传媒成为了“推销者”，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商品”，也就是传播内容包装得更具“可消费性”，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传媒的娱乐化倾向。传媒的娱乐化倾向导致传媒娱乐内容比重大大增加，新闻、信息与娱乐界限日益模糊，大众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轻松快乐的娱乐节目上，而忽视报道社会公共事务的新闻。在后现代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其内容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脱离政治。受众与广告商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使得商业标准优先于其他价值，其反映表现为传播内容的庸俗化泛滥，新闻的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煽情化。传媒更偏向于聚焦私人领域而忽视公共领域，追求丑闻、八卦信息。这样的趋势不利于充实政治话语，聚焦公共事务。传媒提供给公众的公共话语平台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空间和机会都会大大减少。相对于把公民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主体，传媒更愿意把其当作消费群体，客观上也把公民对民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带有娱乐性的传媒产品上。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环境下衍生的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具有“转移了巨大的解构力（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不可抗拒）和吞噬力（所有文化资源都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65]对于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话语，首先可以归结为对传媒的经济批判，是对传媒“市场失败”和“市场失灵”的担忧；其次也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批判，因为消费主义本身是符合坚持市场走向的政治目标的，和发展经济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共谋。[66]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即使商业传媒体系能够被办得能更多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也不一定能创造出那种可以支持或维系多少有点不同、更加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逻辑的公共性、交互式对话。”[67]可见，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着不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一面的，消费主义文化有可能淡化公众的民主意识，同时，也会削弱传媒为政治讨论提供公共论坛的功能。
3.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风险状态
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高风险状态。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20多年持续高速的增长，但基尼系数早在1994年就跃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近几年更是居高不下，2008年达到0.65，这表明中国正处于高风险社会时期，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凸显，道德规范失序。[6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在近30年的高速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先天缺陷而导致了某种“市场失灵”，而制度建设的落后又导致了“政府失灵”，这两种“失灵”这就直接导致了多重的社会矛盾：比如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深层次的贪污腐败；社会各利益主体利益冲突的日益激化等。如果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和合理的调解，将会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机。因此，在社会处于高风险时期的时候，大众传媒除了要承担起社会监督的职能，还应承担起社会调节的责任。传媒作为一种社会调节的机构，可以积极主动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及时有效地疏导社会舆论，从而化解各方面的利益摩擦和矛盾冲突，平衡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传媒具有双重属性，传媒制度制定者在考虑其经济属性的同时，会更注重其意识形态属性。一直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就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令。而“喉舌”的作用在于整合社会思想，维护国家稳定，这就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宣传功能不会消失，教化大众、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国家安全，是传媒进行传播的根本出发点。正因为中国大众传媒这种敏感的意识形态性，政府对于传媒管理和传媒的体制改革都是抱着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的。传播政策的时紧时松，也正是政府在进行传媒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的表现。毕竟在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的时候，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社会稳定这一重要因素，传媒的角色转型和体制改革更是如此。
【注释】
[1][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著，戴鑫译：《传媒的四种理论》（原译名《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2]李宏、李民等著：《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4]温家宝著：《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3月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3-14/1601861.shtml。
[5]展江著：《舆论监督到了反弹时》，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
[6]伍俊斌：《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企业导报》，2009年第11期。
[7]伍俊斌：《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企业导报》，2009年第11期。
[8]中国经济时报，hppt：//www.sina.com.cn，2007年11月10日。转引自张金海、李小曼：《大
[9]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10]张金海、李小曼：《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兼论传媒结构的合理建构》，《武汉大学学
[11]黄玉波、张金海：《从部分剥离走向整体转制——当前中国传媒产业体制改革初探》，《新闻
[12]刘洁：《媒介地方保护与地方政府》，《新闻大学》，2006年春季号。
[13][美]W·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14][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著，栾铁玖译：《英国新闻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柯泽著：《理性与传媒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5页。
[16]黄升民：《虚拟还是现实——再描广播电视媒体的市场竞争版图》，《现代传播》，2001年第
[17]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1978—2008）》，《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卷。
[18][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9][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20]李良荣：《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1978—2008）》，《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卷。
[21]徐卫华、张金海：《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媒介》，《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
[22][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
[23][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4][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
[25]罗国杰著：《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6]何增科著：《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27]罗以澄、詹绪武：《转型期新闻道德问题的制度环境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28][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https://www.daowen.com)
[29][英]格雷姆·伯顿著，史安斌主译：《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30]王文科主编：《传媒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31]参考王文科主编：《传媒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352页。
[32]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段》，《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3]吴定勇：《都市报崛起之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34][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35][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36][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37][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4—225页，“1990年版序言”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袁靖华：《传媒转型：传媒组织与受众身份的时空博弈》，《新闻记者》，2009年第4期。
[38]Livingstone，Sonia SL，Citizens，consumers and the citizen-consumer；articulating the citizen interest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20070201 1（1）：27
[39]袁靖华：《传媒转型：传媒组织与受众身份的时空博弈》，《新闻记者》，2009年第4期。
[40]爱德华·霍尔、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甄春亮等译：《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
[41]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42]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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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冉华、李明：《关于传媒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9年卷。
[46][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47]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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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Berger and Luckma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96，pl.
[50]王文科主编：《传媒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
[51]王文科主编：《传媒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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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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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冉华：《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9月。
[58]张新英：《民生新闻向何处去？》，《今传媒》，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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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徐贲：《“公民新闻”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二期。
[62]蔡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6页。
[63]蔡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1页。
[64][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65]李陀等：《差异性问题笔记》，《天涯》，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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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加]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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