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意义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批判思想的萌芽，他对独立的进步的哲学观点的追求，是在同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及其直接前史的争论中开始的。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个证据，无疑是1837年11月10日他给父亲的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得出了比较深刻的哲学见解，因为在他对所学专业的分析中，他写道：“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2]

这种向哲学的早期转变，直接包括了向哲学史的转变。他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对黑格尔及其先驱者的哲学的研究，同时也使他领略了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宝藏和其中蕴藏着的科学潜力。这样一来，体系和历史的统一就成了他研究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时在方法上的出发点。其结果是在研究和阐述中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辩证原则成了他的历史思维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时这样一来他也实现了个人的志向；他想通过弄清自我意识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来澄清他自己的世界观。这种见解直接包含着对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指南的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态度，因为几年以后，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表现了在1848年以前就为他们的在社会上遭到孤立的批判主义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的现象。不过，这样我们就把问题扯远了，让我们还是回过来谈我们研究的本题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吧。

博士论文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此以前他对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与此有关的研究始于1839年，最后中辍于1841年。他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他在从事这种范围广泛的分析时着力的深度不同，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探讨是其中的重点。到1840年初，马克思按照自己的科学工作方式，写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译者），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作了详细的记录。从事这项研究的起因和目的是打算获得博士学位。黑格尔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显然是从事伊壁鸠鲁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这位哲学家在自己许多著作如《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阐述了这些观点。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对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的估价，以及许多与过去一般提法大相径庭的评价。黑格尔认为，这三种哲学是古代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独立的阶段，而且是对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必然反应，同时他认为，这三个体系都各自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到了极端。但它们都具备“自我意识的普遍立场”，黑格尔强调指出，它们都想“通过思维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1〕即个体的自由。

1838年，当布·鲍威尔已经脱离了黑格尔正统派的时候，他的著作《旧的宗教原理的历史发展》出版了。从这部著作开始，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对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发生了兴趣。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之间的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无疑是鲍威尔及其朋友们援引并利用这些体系来更加详细地论证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原因。这一切事实反映了1838年至1841年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内部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在这个过程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归根到底也是鲍威尔和他的友谊所决定的。然而，马克思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立场，他更深入地探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这又使他能够更精确地、更合乎实际地把握哲学同现实的关系。

《笔记》的结构和内容表明，马克思想根据保存下来的残篇重新建立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以便能够在哲学史思维内部揭示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他只是在最后一本笔记中才说，有意思的是，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都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中吸取各自体系的基本要素，然而都“不失为独创的并构成一个整体”[3]。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839年初马克思还没有打算阐述“关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的全部概况，以及它们与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整个关系”[4]，这一计划只是在写作《笔记》的过程中，才成熟起来。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新版第四部分第一卷的经重新编排的这七本笔记表明，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热情信仰者卢克莱修的研究，马克思的认识获得了明显的提高。首先是卢克萊修使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有了新的理解。从哲学上解释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是博士论文的中心思想，此外，对马克思说来这也是一个证据，证明可以把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定义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5]。

马克思完成伊壁鸠鲁笔记的时间至迟为1840年初，直接开始写作博士论文的时间最早为1840年7月或8月，甚至也可能是在10月开始的1840年至1841年冬季学期。博士论文的原稿大概是在1841年1月至3月写成的。对德谟克利特的研究，也属于博士论文的直接准备工作。

当然，我们认为，1840年马克思还研究过哪些哲学资料的问题，对从世界观上评价博士论文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存的只有他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一书的摘录〔2〕，大概写于1840年的上半年。但是根据鲍威尔的书信可以明确地断定，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十分勤奋地从事过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同时也研究了同时代人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

1839年底，在《笔记》中获得的认识的基础上，他开始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关于本质的学说〔3〕。这个学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因为在这里完成了从客观逻辑向主观逻辑的过渡。按照这一哲学，本质构成了由存在向概念的过渡。本质包括作为在自身中的反思并且表现为实存和现象以及本质实存的统一的现实的许多辩证关系。黑格尔在他于《逻辑学》第二篇详细地加以分析和阐述的关于本质的学说中尖锐地批判分析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以前的十七和十八世纪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萊布尼茨的单子学说和斯宾诺莎的实体观点。在围绕黑格尔体系而进行的哲学争论中，这种关于本质的学说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的确涉及一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即普遍的东西本质，从而规律和必然性，仅仅是主观思维的形式呢，还是它们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这里也关系到哲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逻辑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一般说来是否可以比较。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海尔梅斯主义。1840年7月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以致他请求鲍威尔物色一位出版商〔4〕。同时，他也计划写一篇批判当时实证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菲·费舍的《神性的观念》的文章〔5〕。在回顾这些研究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特点是自由派和实证哲学对立[6]。这种评价同自大·施特劳斯以来划分为右翼和左翼黑格尔主义者的习惯作法有本质的不同，也偏离了中心。以前本身属于黑格尔学派的实证哲学的代表人物，用作为造物主的人格化的上帝来反对绝对观念。他们认为辩证法只不过是主观认识的历史，因为按照他们的自我理解，普遍的和本质的东西只可能是主观的，不可能是客观的。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现实是不可能“被理解”，只可能“被感知”的。因此，他们把可以由感官感知的现象，外部假象，外部已有的东西即“实证的东西”宣布为哲学的对象，这就是说，他们完成了一种“非哲学的转变”[7]。

此外，流传下来的还有对莱布尼茨的著作、大·休谟的《人性论》、别·斯宾诺莎的《著作集》、卡·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史》的摘录笔记〔6〕。所有这些笔记都是与博士论文的写作同时产生的，因此，也可以把它们算作博士论文的前提。以上的简要叙述清楚地表明，博士论文是建立在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令人惊奇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世界观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博士论文中论证了在《笔记》中仅仅简略提到的见解。理解这些认识的钥匙应当到同海尔梅斯主义和实证哲学的争论中，到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分析和上述摘录笔记中寻找，它们会说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哪些哲学观点。

虽然马克思也象青年黑格尔派一样，认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三大流派——怀疑论、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认为，古代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存在着由客观决定的、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状况相类似的问题状况。他原来打算对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现在则选择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虽然就关于存在的辩证发展观点而言，马克思在这里遵循的是黑格尔的意向，但是他比黑格尔更强烈地反映了一种认识，即精神不仅同具体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同这个世界发生经常的、能动的争执，这种争执是以对立与和谐交替变换的形式不断实现的。不过，哲学和世界的协调，不时受到后者非理性发展的干扰。那时，哲学就以干预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世界，以便重新确立世界的合理性。

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按其发展趋势来说冲破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砸碎了使精神同社会现实隔离开来的封闭圈，并且努力在哲学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能动的、富有成果的关系。他后来对个人的极端主观性理论即关于个人仅仅静观地、有距离地反思周围环境的理论的批判，在这里已见端倪。同时，哲学的社会责任又使马克思能够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得出远远超过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因此，这种能动的基本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他在哲学上的自我理解。对他来说，以前的哲学思想不仅是训练思维的学校，而且同时也成为他的知识的来源和基础，它们有力地推动他去认识问题，并且帮助他获得可能的解决途径。因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具有极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提法的哲学史，是生机勃勃、接近生活的，因为他——由于受黑格尔的启发——把任何认识都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力求探索其逐步形成的连续性。从事黑格尔哲学研究和积极参加当时围绕黑格尔体系而进行的争论，后来不仅决定了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而且使他有了更加高尚的哲学立场和更加清晰的哲学眼光。马克思还没有克服黑格尔的立场就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的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而这种发展是通过精神和具体世界的联系来实现的。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他毫无保留地表示拥护这种思想；在那里，他把黑格尔的哲学史称为“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并指出“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8]。

马克思试图利用首先在伊壁鸠鲁主义中表现出来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状况，从人的自我意识的伟大及其界限的角度来阐明能动地改变事物的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和功能。显然，这就要批判地考察最能使人认清他自身、但在哲学史上也最受诽谤的哲学即伊壁鸠鲁哲学，首先把这个哲学的强有力的原则作为现实的任务突出地加以强调，以便进一步发展哲学思维及其社会效用，因此，马克思就在哲学史中寻找他希望在当时的哲学中得以实现的面向现实状况的哲学的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在这里，他出发的前提是，伊壁鸠鲁哲学具有独立的性质，因为它从高度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以自身为基础来理解人的自我意识。有关在这方面的现有的和流传已久的偏见，将通过准确的历史考证性的分析加以克服。

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来源于黑格尔所提出的关于哲学体系和哲学史的辩证统一的真理，它在博士论文中被运用于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把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论述同哲学史思维联系起来，以便更深刻地把握哲学事实。以哲学史的一个片断为例子，证明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的辩证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史思维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即“一个对象的历史同人们确立的这个对象的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这就是说，哲学体系同哲学史的对象规定以及所运用的哲学史方法之间的联系，是在研究和阐述中有意识地确立的。马克思关于哲学功能的非凡见解使他能够越过哲学和实在现实的相互关系，达到有可能打破只能用哲学解释哲学的恶性循环的地步。

从具有黑格尔特点的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它包含着更高阶段的哲学思维的发展——出发，马克思为自己确定的目的是，通过对哲学（包括哲学的来源和先驱者在内）的批判分析说明这个普遍观点。他认为，为了避免主观主义的偏见，重要的是要对哲学问题进行切合实际的、精确的考察。因此，他想防止有人“把伊壁鸠鲁所作的改变看作只是一些随心所欲的臆造”[9]。他想借助于在黑格尔哲学史中以集中的形式包含的以前已经作了阐发的资料考证的方法和辩证思想史的方法，来证实自己关于对伊壁鸠鲁哲学作根本评价的要求。从资产阶级哲学史编纂学的优秀传统的意义上说，他的出发点在于，“把内在包含的内容发挥出来”〔8〕是以认真的语文学史资料考证为基础的；因为正如传统的哲学史编纂学所看到的那样，资料的客观思想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资料的被证实或被否定的真实性，博士论文的意图是剖析伊壁鸠鲁体系的内部结构，阐明同德谟克利特相比这一体系的成熟状态，首先是把这种哲学史反思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迫切性同当时的哲学争论联系起来，这就使马克思对资料中阐述的思想及其倾向性特点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批判意义的考察。他认为，最发达的体系包含着了解以前各种体系的实质结构和形式结构的钥匙。从已经获得的这种认识出发，他在哲学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综合的方法。他想用追溯评价的方法最终弄清这个处于焦点中的问题的历史起源，也就是它的不断向上的发展过程。

最后，所有这些考察的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自我意识哲学作了历史考证性的评价。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的性质，同谟德克利特相比，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这种物质的基本元素的观点包含着偏斜运动，这种运动归根到底是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本身的表现。在伊壁鸠鲁看来，具有他所描述的特性的原子，是在社会领域内在人的个体中获得了最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形成的象征。一方面，马克思十分赞赏伊壁鸠鲁反对宗教和讲求实际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伊壁鸠鲁，因为后者关于个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会导致人重新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这种对伊壁鸠鲁的批判已经预示了后来的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将要加以论述的同鲍威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则对立。

马克思所展示的方法是以双重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不论是在本质特点方面，还是在必要的具体细节方面，他都把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体系看作是某种完成了的整体，因此它们各自的历史独立性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作一般考察之前，他先分析个别，因为“只作极其一般的考察，就会令人怀疑：所得出的一般结论究竟是否能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到证实”[10]。因此，他认为必须把通过洞察“看起来好象是咬文嚼字的琐事”[11]获得的相对孤立的个别事物彼此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一般的联系。科学的类比在这里变成了对共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的历史比较，这种方法导致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体系中相同的东西和差异的东西的认识。

在研究某一体系的总体时强调经验分析方法的首要地位，毫无疑问是正在超过直观批判主义的马克思对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在方法上的表现。而且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只有用比较、强调指出哲学事实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种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对变化作综合把握的途径，找到使人摆脱既有状况的内在起源。只有这样，才能朝着揭示哲学过程的本质的方向，迈出重大的一步。精确的分析方法，使得对哲学史认识过程中的精神上具体的东西的综合，有了在当前的哲学中发挥能动作用的基础。

在考察的进一步发展中，分析方法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从历史的比较中，从把被发现的各个要素联系起来和这种联系的各个方面中，以综合的方式逐步地产生对马克思所考察的问题的发展和显露程度的明确认识。这种综合使人们能够认识从德谟克利特到伊壁鸠鲁这个哲学史演变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因此，伊壁鸠鲁思想的独特性和更高阶段也就得到了证实。

因此，马克思所进行的考察的精辟之处就在于，证明伊壁鸠鲁对首先是具有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改变事物的性质的、以实在论和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哲学史上独特的贡献。当然，马克思并不赞成伊壁鸠鲁哲学中包含的倾向，即认为脱离社会环境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办法，并把这种解决办法建立在深奥的追求幸福的意向的基础之上。他坚持认为在一种承认客观性的哲学内部存在创造能动性，他寻求对这种能动性的科学解释，这就是他在那些年代里在精神领域探索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本身却没有陷入主观主义、不可知论或怀疑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还不能使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变得有益于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原因。然而，他认识了这种唯物主义，而且透彻地认识了，这对以后还是很值得的。但是，首先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客观唯心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他对黑格尔的认识论和历史主义的理解，使他没有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使他在创立哲学和现实的客观辩证法时没有把绝对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独立化。

总之，可以断定，当时围绕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发生的争论，促使马克思对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就导致他到哲学史中去寻找基本内容与当时的哲学议论相类似的思想状况。他想通过用历史比较法对基本问题进行历史起源的考察和有目的的研究，证实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得出的结果是，必须把哲学思维看作是能动地改变事物的和处于发展中的东西。从而他就提出了——首先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一种观点，即证明正在争论中的哲学事实的完整连续性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事实的连续性，并说明这个事实的现实存在是历史上必然的不断演变的联系的终点。

上个世纪中叶阶级斗争的社会客观需要，要求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社会的能动性；因此，这种需要产生了哲学思维和哲学史思维的新观点，这就导致了在马克思后来的创作中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方面的立场的根本质变。1842年初，马克思开始放弃自我意识哲学。他开始从事政论活动，并且直接参加了政治争论，从此他的理论活动就主要为政治活动决定。马克思在寻求哲学和政治的结合，这种结合一旦发生，就势必决定他的一切活动领域。〔9〕

如果说马克思起初还打算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至迟从1841年3月起，他就决定把博士论文寄往耶拿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寄往耶拿的博士论文文本同流传下来的文本有一些差别。为耶拿大学哲学系准备的文本标题是《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存的《献词》、《序言》以及《附录》很显然不属于这个文本。马克思在《序言》中的提示使人可以猜想，在两个文本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是也不排除这里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留存下来的文本是作为付排稿用的。这个文本可能是与提交哲学系的那个文本同时产生的，但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还作过加工。文本的第一部分缺少第四章《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主要差别》和第五章《结论》；此外，还缺少《附录》的为《附录》第二章写的附注。第四章和第五章，为《附录》第二章写的附注也许连《附录》本身都没有丢失，而是没有为现在这个文本抄录下来。这使人可以猜想，马克思还想对这些部分进行修改。

博士论文的《附录》同样也有一段独特的形成史。马克思在第三本《笔记》——注明的日期是1839年夏季学期——中撰写了一篇评论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相对独立的文稿〔10〕。这次论战也是博士论文《附录》的对象，《附录》现在只留下九条附注〔11〕。《附录》的这种划分〔12〕与马克思在《笔记三》中论述题目的结构是一致的。此外，还保留下来一个片断〔13〕，它过去一直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刊印的。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片断同《笔记三》的相应部分〔14〕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加工时对它未作任何内容上的重大改动，而且表述形式本身也仍然相同。这也许是1839年或1840年产生的想单独发表的尝试。把这个片断同保存下来的附注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根本的区别。附注中包含的摘自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的一段引文和有关谢林的一条很长的附注，在《笔记三》中一点也未涉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附录》增加了历史对比的例子，而这又说明，在《笔记》和博士论文之间认识的提高，也反映在为出版博士论文而写的《附录》中。因此，不会把流传下来的这个片断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加以出版的论断，不仅为手稿验证的结果所证实，而且也有内容上的根据。

古代哲学、艺术和文学的世界经常吸引着马克思。因此，应该更详细地阐明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同这个世界的关系。

（张念东译　刘晫星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