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争论的开始

当政党从复杂的辩证的紧张局势中寻求出路的时候，它经常面临一种选择：或者保持现存的关系秩序，局限于作比较大的改变和改善；或者冲破它的框框，进行质的改变。第一条道路能暂时改善情况并取得喘息机会，但是不能保证危机现象不重演。第二条道路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但会产生新的矛盾，增加了错误和失算的可能性，而且开始时不能缓和，反而加剧困难。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求全面考虑一系列因素：在旧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有机动的时间，能够实现彻底改变的力量是否成熟。

危机的原因何在？布哈林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基本市场比例遭到破坏，工业品生产得少，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很大？也许是富农发了横财，他们的阵地加强了，他们和中农串通一气？布哈林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他断言，“从经济方面来说，基本经济比例遭到破坏，富农在这个基础上表现出相当的、比以前大得多的经济积极性，他们企图在固定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同中农串通起来。”[26]同时，他也象当时的多数中央委员一样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不是不可避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我们的行动迟缓，计划领导上的错误，党的争论造成的”。[27]

但是，尽管受到种种非议，布哈林当时的确找出了粮食采购困难的基本原因，他认为原因不在于工农业发展水平不相称、“旧的”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业已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居民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大致已经穷尽，而首先在于行情性质的错误。在他看来，稍微改变总的行情，情况就能改观。同时，布哈林决不反对工业化的高速度。相反，他谴责了许多经济学者降低工业化速度和工人工资、提高粮价首先是个别独立农庄的粮价的建议，把这些建议称作“十分露骨的富农纲领”。[28]作为临时措施，他不排斥再次采取“非常措施”。

布哈林派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冲突和政治分歧的核心是在另外的方面。布哈林起初认为把工业化的高速度和原封不动地保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形成的新经济政策的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在他看来，在这个基础上下一个年度即1928—1929年经济年度就能达到平衡。[29]但是，在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持这种平衡的方针，意味着仍旧使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向落后的个体农业看齐，它还是处于危机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起先布哈林的论敌那里也没有明确的纲领。不能认为指望加深农村中政治不稳定的非常措施有长期效果就是明确的纲领。依靠暴力的杠杆，在个体农业基础上加快工业化，——这样的道路在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时期在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在粮食采购危机进程中也在实践上破产。斯大林及其拥护者有时通过盲目的摸索拟定了另外的更为激进的方针：不是通过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来简单地消除危机现象，而是根本消灭产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采取怎样的方式呢？

早在危机出现的时刻，即1928年1月，斯大林就提出稳定粮食采购的另外措施：广泛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把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同苏维埃政权的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据点联系起来。[30]这样一来，从农业中“抽调”资金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提了出来。问题已经不是怎样选择“抽调”资金的这种或那种界限（“新反对派”的方案，还是“右派”的方案），而是这种“抽调”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是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余粮收集制和非常措施）从个体农业中抽调，还是借助于集体农庄。

斯大林及其拥护者把集体农庄看作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环节，认为它适应新形势，并能实现资金的重新分配，向城市供给粮食，而不会将来造成经济和政治危机。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粮食采购困难的实用主义反应——1928年型的集体农庄的商品率超过了个体农业商品率的一倍。在一定条件下，集体农庄为城乡不等价交换提供了潜在可能性，这也就是“抽调”的本质的所在。解决20年代下半期的主要问题已超出“正统的”新经济政策和个体农业可能性的范围。农村中的关系体系本身已经改变了。

1929年初，粮食采购问题又尖锐化了，于是又提出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这时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从国外进口粮食以保证城市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花掉本来用于购买工业设备的大笔外汇储备。农业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证实，“正统的”新经济政策停止“实施”了。从国外购买粮食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企图为不良的工作制度修造支柱。这种思想一付诸实施，我们就要停止国家的技术改造，因为它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国家需要西方的先进技术，当资本家同意向我们出售先进技术时，拒绝购买它就会严重阻碍工业化。所以，这是真正的退却，尽管是暂时的。至少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保持逐步“爬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社会。

布哈林派带着自己的必择其一的纲领参加了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纲领的要点如下：从国外购进粮食以使城市粮食状况正常化；坚决放弃非常措施；维护革命法制；采用比较灵活的税收和粮价制度（同时布哈林认为，根本谈不上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条途径本身可能是理想的，当然也是最受欢迎的，尽管不能避免危机的威胁。

客观上取得了这样效果：不满意情况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庸俗的“尾巴主义”情绪所左右的人，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观点当作是自己情绪的旅帜。这是党和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他们对变革还没有兴趣，尚不了解变革的必要性，对这些变革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要求回到新经济政策，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困难，其中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粮食定量配给，物资生活状况恶化等等）。结果，下层的情绪和布哈林派的政治观点一拍即合。这种政治观点常常人为地同“右倾”这个一般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倾向不是有组织的，没有某种明显的派别特点。布哈林是有威信的，支持他的不仅有“尾巴主义者”，而且还有在地方上完全合理地号召保持理智和警惕的人。

如果苏维埃社会掌握了大量时间储备，那么这些号召就可以认为是有根据的，布哈林派提出的价格和捐税的机动办法，从国外进口粮食等，就是能够办得到的。但是谁能保证一年后国家就不会再处于危机的边缘呢？奥尔忠尼启泽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对待布哈林异常简练表达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采取非常措施，要么从国外购买粮食”，这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破坏力量在加强，而对局势控制的可能减弱了。强行完成工业化的必要性本身，资金“抽调”到重工业，不会创造机动的余地。布哈林在（1929年）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上也未否定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实行这种“抽调”的必要性。再说，情况是否允许有一两年的喘息时间呢？在20年代末的具体条件下，布哈林自己也确认，当时我们面临“战争的第二阶段”的边缘，[31]当“第三种力量”——城乡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对抗社会主义，而小私有者保持自己的两重性的时候，实行这种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经济困难的压力下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