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转变和布哈林的选择

［苏］Г·А·博尔久戈夫В·А·科兹洛夫

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2]——列宁在20年初就是这样考虑的。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意见也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关心新经济政策在俄国的命运的那些人，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到考茨基和路标转换派分子，都认为它有热月政变，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资本主义“悄悄”复辟的危险。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的辉煌的社会经济成就没有使这种危险感减弱。它是共产主义先锋队意识中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是党内争论和思想斗争中的常用的论据。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使用过它。而如果说在今天我国十月革命后历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和需要保持新经济政策，那么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代人来说就不同了。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如何避免这一政策带来的危险以及当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中存在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虽然对新经济政策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所有党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国内战争结束时我国存在着两个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20年代初存在着两个半阶级。这半个阶级——所谓“第三种力量”是新资产阶级，复辟趋向的潜在代表。离开了这种前后联系，我们根本无法理解20年代末的事件。

当目前我们关于1929年党的政策的转变的争论中的主旋律是关于放弃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明确地想一想具体指的什么。对于20年代的共产党人来说，放弃新经济政策首先意味着取消私人市场，取消20年代中期出现的那种自由贸易。（在工业中起初本来没有打算直接废除经济核算原则。）放弃新经济政策，而更确切地说，为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渐改变新经济政策，早在1927年实际上就已经有了迹象。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把新经济政策变为新的基础，即加速（不是强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构想。[3]（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全盘集体化计划，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著作中硬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评价为集体化的大会是牵强附会的。）这正是逐渐改变新经济政策而不是放弃新经济政策规划。

然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没有考虑到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代表大会认为，在此以前持续了两年的无危机的相对平稳的平衡的发展是可能的。1927—1928年冬天出现的粮食储备危机对国家领导人来说是非常突然的。危机打乱了预定计划，促使政策发生大转弯和强行放弃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预期的“平静的”改变的那种形式。

在当前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关于20年代末的选择和未利用的可能性的争论中，分析问题通常也是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始的。各种不同观点的代表者在（1927—1929年的实践中获得了可以作为极不相同的判断的依据的论据。但是，从分析问题的范围来看，缺少了1925—1927年这一前奏时期，它在很大程度上预先注定了20年代末矛盾和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