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安年柯夫和И·С·屠格涅夫、Н·И·萨宗诺夫、А·А·土奇科夫和М·А·巴枯宁一起在巴黎迎接了1848年二月革命。这群俄国人对这次革命满腔热情。革命最初的两个月住在意大利的А·И·赫尔岑，1848年3月5日写信给安年柯夫说：“老太婆总算觉醒了，并开始了工作。”[2]
这些俄国人留心观察巴黎局势的发展，参加群众的示威游行出席俱乐部的辩论，陶醉于革命气氛之中。1848年8月2—8日赫尔岑在致莫斯科的朋友们的信中说：“我们实在过得很快活，真的很快活……现在我们扬眉吐气，正象我们当初那样了。”[3]
3月5日，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来到巴黎，3月21日恩格斯和他会合。人们早已从安年柯夫的回忆录中知道，在1848年这一年春天，安年柯夫在巴黎遇见了他们：“1848年，在巴黎我遇见了马克思和同他一起的恩格斯，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两人立刻来到这里，想要研究现在自由发展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很快抛弃了自己的打算，因为支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完全是当地的政治问题，而他已经有了一个纲领，他不想以此来消遣，这个纲领就是用手中的武器为工人夺取国家的统治地位。”[4]
但是，只有现已辨认出来的安年柯夫关于法国革命的札记，才使人们弄清他们会晤的时间和谈话的部分内容。在《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札记》中，安年柯夫两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是《1848年3月的巴黎市容》一章中的3月29日记事。这篇记事（《恩格斯在科隆等待马克思》）[5]中的不准确的事实，使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3月29日以前安年柯夫在巴黎没有遇见恩格斯，而如果遇见了马克思，也没有同他详谈。安年柯夫在《四月》[6]一章第二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证明他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直接接触（一次或多次）。这几次会晤只能是在1848年3月29日以后和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到科隆以前的短暂的时间里。
尽管如此，安年柯夫不仅了解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而且至少还看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性文献中的一个：《共产党宣言》，或《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关于这一点，上边援引的安年柯夫的回忆录可以证实）。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安年柯夫在《札记》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发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运动同4月初发生的英国宪章运动结合起来”。[7]
安年柯夫还听过马克思在巴黎德籍工人会议上的讲话。马克思在讲话中不仅揭露了德国民主协会首领的冒险活动，而且也分析了法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并预告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公开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8]
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在安年柯夫的著作和书信遗产中保存三种材料：1848年从巴黎寄给兄弟的信、不准备出书的《1848年法国革命的札记》和已发表的《1848年巴黎的二月和三月》记事。给兄弟的信是一种特殊的史料。发表这些信件的作者（И·Л·莫罗佐夫）正确地指出，这些信反映了这位俄国著作家害怕自己的信在沙皇俄国受到暗中检查，而指望当时身居高位的亲属具有一定智力和政治水平。[9]对于研究法国事件来说，这是最没有意义的和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的史料。《巴黎书简》第一次发表的《1848年法国革命的札记》要有意义得多。
不能把这个札记称为革命的历史，虽然安年柯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革命的整个过程。《札记》主要写的是事件、人物、他们的行为、情绪和思想。安年柯夫直接描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同规律的具体的实际的表现。安年柯夫的《札记》是革命的日志，并对革命进行了一些分析。在札记中再现了1848年革命引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美学的思想的复杂的综合，描述了革命的热烈气氛。
B·多罗费耶夫在安年柯夫《著作回忆录》新版前言中根据安年柯夫给兄弟的信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影响不能不反映在安年柯夫对1848年巴黎事件的评价上，因为他认为巴黎事件是“劳动反对资本和建立在资产阶级所有制统治上的整个世界秩序的伟大战役的开端”[10]可是，这一完全正确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挥。不过，上述安年柯夫的著作为考察并作出结论提供了比较广泛的可能性。
结识马克思恩格斯和阅读他们的著作，1846—1847年同马克思的个人接触和通信，为安年柯夫领悟1848年巴黎事件作了准备。1843年3—4月初，马克思巴黎之行也对安年柯夫产生了影响。根据《札记》来判断，他知道马克思在革命时所持的立场。[11]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帮助安年柯夫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理解二月革命的阶级性质（他注意的中心是临时政府的社会政策，革命提出的社会问题），而且还帮助他弄清了力量的对比，并理解了工人阶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动力。安年柯夫在其《札记》中用许多篇幅描述了工人阶级。
《札记》中对二月革命事件的许多评价接近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这些事件的评价。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12]
而安年柯夫写道：“人民一征服者没有用自己本身的潜力来产生出临时政府，而是再次从激进的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临时政府。由此产生出人民政府之间的后来的一切冲突。”[13]
马克思分析法国革命进程时指出：“……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14]而安年柯夫写道，临时政府周围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15]
安年柯夫和马克思对临时政府财政政策的评价也是接近的。马克思说：“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16]安年柯夫说明政府的全部财政措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一切都是“由于不愿意干脆宣告国家破产”而造成的。[17]
安年柯夫没有忘记马克思在12月28日的信中教授给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在《札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跟随马克思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看作社会的基础，安年柯夫在《卢森堡宫的路易·勃朗》一章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写道，生产力是人类先前活动的产品，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时是不自由的，虽然他没有用简明公式来表达这种思想。
“友谊的声音”当时曾经帮助安年柯夫弄清了他未发现的蒲鲁东体系的缺陷；现在又给他提供了认清路易·勃朗观点的可能性。安年柯夫在分析路易·勃朗的体系时明显地效仿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信中对蒲鲁东的批判。安年柯夫在《札记》中对卢森堡委员会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同马克思对该委员会的评价相似。[18]
从4月开始，安年柯夫既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日益成熟的冲突，也看到资产阶级控制运动的强烈企图。他抨击了温和共和党人在革命中的叛卖作用，临时政府的阶级组成。显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的个人会晤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
例如，安年柯夫在谈到国民议会的最初措施时着重指出，它顽固地力图消灭二月的全部成果，彻底埋葬关于劳动部的思想。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谈到：“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19]
安年柯夫在《札记》中对法国革命的六月事件作了详细评述和充分的史实记述；他注意的中心是国家工厂问题，资产者对工人的公开进攻。马克思评价巴黎六月事件时写道：“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令执行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是只等候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的。”[20]
马克思的影响对于安年柯夫关于三月事件和四月部分事件的论述来说是完全可以解释的[21]，但是马克思对安年柯夫描述五月和六月事件的影响乍看起来似乎还是个谜。显然，谜底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之后，安年柯夫继续同与他们保持联系的一些人来往。尤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斐·沃尔弗、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当了《新莱茵报》的通讯员。该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6月1日在科隆创办的，是德国民主派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刊物。通过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可能还有斐·沃尔弗，安年柯夫能够定期读到这份报纸。这份报纸上的巴黎通讯员的全部报道都经过马克思编辑加工。把六月号《新萊茵报》同安年柯夫的手稿加以对比，可以证实这样的假设。
1848年整个6月当中，《新萊茵报》系统地阐述了巴黎事件。报上开辟了“法兰西共和国”专栏，刊载巴黎通讯和关于国民议会会议的报道，另外，该报通讯员艾韦贝克提供了巴黎生活大事记，曾作为速记员出席制宪议会会议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塞·载勒尔寄来速记稿。无疑，安年柯夫也认识他。
《新莱茵报》的通讯员和安年柯夫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些事件上面，把它们从革命巴黎生活如此丰富的其他事件中挑选出来。
从第一号开始到第25号结束，报纸注意的中心是国家工厂和社会财政政策。而这些问题也是安年柯夫注意的中心。
安年柯夫关于1848年5月和6月法兰西事变的叙述，按照他的倾向性来看同《新萊茵报》是一致的，不过，报纸的材料显然比安年柯夫《札记》第六章和第七章中的材料要丰富得多，鲜明得多，而它们的思想倾向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使安年柯夫的文章为之逊色。
马克思的报纸着力揭露日益厚颜无耻的反动派的诡计。《新萊茵报》第一号评论了5月15日至19日的巴黎事件。评论的主题是法国资产阶级对二月成果的进攻和工人对这些行为的激烈的回击。这篇评论报道了社会工程部长乌里斯·特列尔的改组国家工厂的方案；揭露了《总汇报》关于政府打算彻底解散国家工厂的供认。通讯对所述事实的反动涵义作了评注。报纸第三号谈到工厂主B·格朗登对制宪议会议员布朗基的攻击。
安年柯夫在《札记》第六章中对5月15—28日巴黎的事件的叙述也精辟地谈到这些问题，但不是按题目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撰写的。安年柯夫谈到5月17日制宪议会的会议，会上特列尔提出要改组国家工厂。安年柯夫也象《新萊茵报》通讯员一样，摘引了《通报》上关于格朗丹对布朗基造谣诽谤的报道。
报纸的第三号摘要刊登了5月30—31日制宪议会会议的速记报告。安年柯夫叙述这些会议时摘引了同一些发言，同一些细节。安年柯夫同样详尽地谈到《新萊茵报》第4号、第6号和第7号上披露的追究路易·勃朗的案件。而且，无论该报通讯员，还是安年柯夫都强调马拉斯特在这件案件中的叛卖作用。
报纸的第4、8、10、11、14号报道了由于拟定并在6月7日通过禁止民众集会的法令而在圣丹尼和圣马丁举行的民众集会。安年柯夫在《六月》一章中也叙述了这件事，而且，无论报纸通讯员，还是安年柯夫都用“残酷的”这一个字眼来形容这个法律。
《新萊茵报》的第10号分析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安年柯夫也很注意这个问题。
报纸的第12—13号谈到6月4日举行的制宪议会的补选，并发表了议员名单并作了相应的评价。安年柯夫也列举了新议员名单，他的评价也接近报纸的评价。
报纸的第16—20号谈到路易·勃朗·波拿巴，他的过去，选举中的表现。而安年柯夫在自己的《札记》第七章中叙述路易·波拿巴时也详细地谈到这些事实。安年柯夫也象报纸通讯员一样，也用“冒险家”、“他伯父的侄儿”来评述路易·波拿巴，认为他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拿破仑第一的感召力，厌恶苛捐杂税的农民和一部分不满制宪议会政策的工人的支持。
《新萊茵报》第20—23号援引了巴黎通讯员关于巴黎民众情绪、政府取缔国家工厂的法律和人民对这些法令的反应的报道。安年柯夫《札记》的最后几页也讲述了那些事实。
《新莱茵报》第25号的紧急补充版谈到六月起义的原因。这首先是解散国家工厂的预备性措施，在国家工厂就业的工人进行登记，把原籍不在巴黎的人遣返回乡和派到索伦修筑运河，禁止街头聚会的法律，恢复报纸提交保证金的法案，矛头直接针对民主派的报刊。
安年柯夫在《六月》一章中也指出导致起义的正是这些原因。该章和《五月》这章一样，显然是在六月起义之后写的。
我们认为，报纸6月28日的恩格斯通讯《六月二十三日》对安年柯夫《札记》的最后一章具有极大的影响。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六月革命是第一个把整个社会真正分为以巴黎东区和西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革命。二月革命的团结一致……消失了。”[22]安年柯夫也指出，在六月国家似乎解体了，“巴黎和国民议会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无疑，为了结束不能维持统治的这种两面性，一方必须扼杀另一方。”[23]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六月革命是拚死活的革命，它是在沉默中，在阴森而绝望的冷静中进行的。”[24]安年柯夫也指出了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拚死活的情绪，人民开始殊死战斗的悲惨决心，同时指出，“可怕的乌合之众”聚集在自治机关面前，“心情阴郁，好象在想着另外的一首歌。”
恩格斯着重指出，“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幻想，没有冲动”[25]。安年柯夫也恰恰发现了消除二月革命的一切希望，一切幻想这种决心：“从政府派和市民派在六月事变中夺得胜利的翌日起就可以看出，在一切回到老框框，二月革命的一切最合法的创举被遗忘和用幕布把二月革命所开辟的未来的不安的光芒严严实实地遮掩住之前，这个胜利是不会停顿的”。[26]
恩格斯把六月革命同莱比锡的伟大会战相比：“在巴黎街道上作战的军队和参加莱比锡民族之战的军队一样多。”[27]安年柯夫从《札记》第七章开始也作了这样的比较[28]。
当然，《新萊茵报》和安年柯夫的《札记》之间的相近，可以解释为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本身的相近，但是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它们的选择和阐述，在这方面无疑安年柯夫是追随报纸，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追随恩格斯。
关于报纸是《札记》第六章，特别是第七章的资料来源之一的假定有许多旁证。安年柯夫早在3月同马克思的私人谈话中可能了解到出版报纸的想法。[29]他可能通过艾韦贝克得悉该报的内容提要，而内容提要肯定是后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30]
关于安年柯夫同艾韦贝克保持经常联系一事的旁证是，1848年4月底至5月初巴黎事件简评显然是艾韦贝克寄到科隆的。[31]这篇简评在许多方面同安年柯夫在《四月》一章的篇末和《五月》一章中对同一些事件的叙述是相似的。
正是同艾韦贝克的接近和阅读《新莱茵报》，可能使安年柯夫对民主俱乐部和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的消息特别灵通。德国革命活动家、侨居巴黎的政治流亡者海·艾韦贝克，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及其同法国政治活动家、报刊编辑的关系而在那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先是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艾韦贝克，在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启蒙工作。从1848年5月21日艾韦贝克致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为出版报纸而去科隆，而让他作为法国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民主派的代表留在巴黎。[32]安年柯夫具有获得所需的消息特殊才能和热情，他从《国外来信》时起就早已掌握了这种本领和这种热情，他当然就不能不使用艾韦贝克作为消息的来源。
根据第六章和第七章来判断，安年柯夫不仅拥有报刊文件，而且也掌握了他从艾韦贝克、塞·载勒尔和其他参与法国首都政治斗争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消息，他在第六章中相当明确地暗示，他不准备写共和国议会史，因为为此需要有大家都知道的和都能弄到的所有文件，而将来只谈一谈国民议会的特点和各个派别的行动动机……
上述全部事实可以使人们提出一个假设：安年柯夫曾经了解《新莱茵报》，他读过这家报纸并在它的影响下挑选和阐述他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札记》中所援引的事实。尽管安年柯夫没有描述六月起义本身，但他在这两章中关于它的起因则谈得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