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具说的理论

工具论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按照英国人R·米立班德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架构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它由于被赋予的经济权力之关系，能够利用国家，把国家当作统治社会的工具。”[3]

美国人P·斯威齐认为“阶级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国家乃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以便加强与保证阶级结构本身的稳定性。”[4]因而，工具论者主要在研究统治阶级的性质、统治阶级和国家连系的机制，以及国家政策与阶级利益具体的关联。他们使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分析，考察这一阶级和国家机器（政府）人事上的直接牵连、资产阶级和中介团体（政党、研究机构、大众媒介、学校等）的连系，特别是政策形成等等。

要之，工具论者，特别是米立班德指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民主理论是错误的。多元论者虽指出社会各种势力的相激相荡和相辅相成，但却忘记这种社会中主要竞争敌手的资本（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工人、无产阶级）两者，一开始便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来从事竞争。结果在竞争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和永久性的好处并未获致。[5]

在工具论者的心目中，要了解国家的操作功能，首先就要理解居庙堂者怎样直接（操纵国家的政策）、或间接（向国家施加压力）地运用其权力，把国家当成其工具来使用。

工具论者对马克思派的国家观贡献突出，它鼓舞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的建立，撕毁了资产阶级与国家千丝万缕牵连的“合法性”面纱，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中存在的各种冲突。但工具论也有不少缺陷，使它不适合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理论。原因是它虽然针对多元论而发，然而却无法超越多元论的架构。也就是说多元论是设定社会各种各样的势力，不限于阶级，也包括社会集团（社会和政治群体）在相互竞争。工具论者（特别是美国权力结构的分析者）在从事经验性的分析时，注重的是社会和政治的群体，而非阶级（传统上界定为生产资料的拥有与否）。再说，他们与多元论者同样地以考察个人与集团的策略与行动来了解社会的动因。但这种社会动因的寻求，常归结于权力者使用权力时的意志、动机，而变成“唯意志论”。反之，社会动因无法归结于超私人的、非私人的社会结构之上，也就是忽略了“结构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