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学说的演展

哈佛大学政治理论教授T·斯柯克波尔女士，曾将新马克思主义者最近对国家学说的理论分为三派，即：“法人团体自由主义说”、“政治功能论”和“阶级斗争与国家管理说”。[18]我们且予以简单介绍。

法人团体自由主义说系脱胎于米立班德的工具论，强调资本家藉占据国内外的优势地位享受政治的好处。自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历史学家象J·怀因斯坦、W·多姆霍夫、R·拉多什以及上述的奥康纳，都深受工具论的影响，试图解答为何20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之国家频频增强其干预性活动。他们找到的答案是：有远见而又开明的资本家承认资本主义危机，只有依靠国家角色的扩大才能获得解决。F·布洛克指出：“法人团体的自由主义是美式自由主义含意的新解释……依过去的‘自由派的’看法，在20世纪中国家角色的扩大，乃民众促使资本主义变成良好体制成功的结果。新的理论倒转了旧的看法，主张自由主义乃是开明资本家拯救法人秩序的运动。据此，国家角色的扩大乃是公司（法人团体）领导人及同僚把经济和社会合理化。合理化涵盖着各种各样的措施，以便使经济和社会的条件趋向稳定，而使大多数的公司行号（法人团体）之赢利源源而来，且建立在事先可加预测的基础之上。[19]

法人团体自由主义尝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干涉，特别是在平时与危机产生之时，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怎样促使国家采取某些行动。在平时，资本家以星散零乱的步伐来影响国家的操作——透过与执政者的关系、与政策制订者的私谊、或压力团体的游说等来参与国政。可是危急之时，例如累积的危机爆发、或民众的哗变引起的政局动荡时，资本家则结成一体，以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其行动的出发点。他们力促国家进行干预，以便实行他们认为必要的策略。其结果国家的干预完全符合大公司行号的法人团体之利益。

政治功能论其实就是由朴兰查斯的结构论推衍出来。朴兰查斯强调体系的种种束缚局限，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所以能够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一致的原因。即这两者的挂钩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动机、意志（控制国家机器把政府当成其工具的动机、或意志），而是由于整个国家（社会形构）作为一个体系，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资本家没有必要直接去管理国家机器，也没有必要向官员施加压力。但他们仍旧从国家的活动中获利。国家的干预活动必然在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也维持和促进资产阶级经济的活动。

按照朴兰查斯的说法，国家和政治的运作，根据其对象之不同（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而截然有别，甚至完全相反。由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国家功能的大部分是用于“分化”工人团结的。其方式为将工人转化为个体的公民，使他们在经济关系中处于相互竞争的立场，表面上美其名为无阶级的国家的成员。同时，国家允许工人组织工会、政党等团体，使他们不用革命的手段来争取有限的让步与好处。

对资本家而言，并非由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治的参与，才能导致其利益的伸张。反之，却是由于国家“相对的自主性”，使资本家的团结便于把特别的资本家及其派系狭隘的、个体的利益转化为全体资本家共同的、一般的利益。要之，朴兰查斯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是体系维持之工具。[20]

阶级斗争和国家管理说为布洛克所倡说，他的出发点也是批评工具论。他赞成在政治过程中资本家有影响力这一说法，不过却提出分工的看法，认为有两种人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继续从事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与管理国家机器的从政人员。在此分工之下，资本家直接关怀的是其公司行号特殊的、短期的利益，而不关心形势变化下社会秩序如何持续。因而，此派学说在于解释：尽管分工清楚，国家何以仍然在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认为单用“相对的自主性”的说法，不足以提供圆满的解答。必须在两个方面指出因果性的机制来。第一，详细说明国家经理（从政人员）不会采取违背资本家利益的行动之原因——结构性的局限。第二，该项理论也必须指出为什么国家经理真正地扩充国家权力，以改良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合理化。

总之，资本家藉改良和合理化等方式利用国家来解决经济的矛盾，并把工人阶级整合（吸收）到国家机构里来。至于国家虽然并不直接控制经济生产，但国家经理却依靠健全的经济来保持其权力与地位之不坠，因此他们全力促进私人资本的积累。在这一意义下，国家可视为缓进的、温和的阶级斗争之形式，更是国家经理（政治家）翻云覆雨的舞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