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刘玉昕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宽泛且很笼统的概念。因此有的同志建议摒弃这一概念以免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的确有人把卢卡奇、阿尔都塞与象梅洛-庞蒂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统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行列，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地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含混地说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我认为，在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的时候，不妨暂时借用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即加了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但这里的引号，决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徒有虚名的假马克思主义，而仅仅表明是“引而用之”。无疑这首先需要清理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共同理论观点的统一的学派。它包含了以下几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思潮：一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解释和阐述；其次是列菲伏尔、布洛赫等人的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是阿尔都塞的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甚至对立。但是，由于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批判对象和政治实践要求，人们还是笼统地把它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当为“复数”）。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理论倾向呢？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确实需要采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人民日报》9月9日发表的《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文（作者徐崇温）使人感到，尽管作者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却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尽管该文的某些提法与作者以前的观点相比有某些变化，但其基本立场未变，仍笼统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实事求是”不是一块招牌。“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到产生它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理论环境中加以分析、考察：看看它何以会产生；何以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地提出和解决问题；它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实践指向是什么。而不应从某种先入为主的“原理”或“原则”出发，简单地“对号入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和现实的产物。总体上说，它是本世纪西方一些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总结西方革命失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寻找西方社会的出路，探索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未来所作的种种尝试。我们知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是十分敬仰列宁主义的。与列宁一样，他们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但是，他们也反对教条主义者把苏联革命的模式原封不动地应用于西方。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同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他们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出发，从当代西方社会实际出发，独立地探索一条符合西方社会特点的革命道路。
从这样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出发，他们的理论自然会具有一些新的倾向和特色。卢卡奇十分重视人的或阶级的意识对历史的作用，葛兰西注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科尔施则强调理论的作用及其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杠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转向人的意识、心理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30年代开始，在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中出现的各种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反映。简言之，这些流派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手稿》则起了促发的作用。由于斯大林政治上的肃反扩大化和理论的僵化与教条主义，由于德、意法西斯上台及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低落，人的主体性和意识、人的自由和价值、人的异化与人的解放等问题便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而中心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视了人的问题，忽视了人，尤其是个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丢弃了它本来具有的人道主义理想。由此出发，它们激烈地抨击了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当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内容突出出来。
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理论的主要矛头，恰好指向在“反斯大林主义”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企图以一种极端来纠正另一种极端，为矫枉而过正。但同时，他对“斯大林主义”及苏联传统的理论与实践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目的是要在“斯大林主义”与“反斯大林主义”之间，在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与人道主义思潮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他想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和纯洁性的真诚愿望以及他为此所作的可贵的探索，是无可置疑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上述几种主要的理论思潮，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探索新情况、新问题，试图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因此，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卢卡奇等人所作的努力实质上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而作的尝试。如徐崇温同志承认的，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要看它是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观察和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这样做了。当然，作为尝试，就难免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因此，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在本世纪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它既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不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叛离，相反，它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命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产物，并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中，理论的不同方面被突出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因此，当卢卡奇强调人的意识和主体的重要性时，就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什么“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要求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概念”。一方面，它是在批判忽略意识的能动作用的经济决定论时提出来的。但同时，它也是对新的现实的一种新的体认。马克思本人从未把强调意识的作用简单地看作是黑格尔的东西，相反，他十分重视人的意识和能动作用。应该说，卢卡奇是试图借助黑格尔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应有的但却被教条主义丢弃了的内容。这应给予肯定。几乎与卢卡奇同时，列宁也曾这样作过。当然，卢卡奇确有夸大意识作用的错误，这是应该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界限，即决不能把强调意识和主体的作用不加分析地统统看作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的情形也是如此。阿尔都塞的确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很深。他的“反人道主义”理论是当时复杂的理论斗争的“畸形儿”，但他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尤其是关于矛盾问题的阐释都不乏深刻和精妙之处，对保卫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决不能把他的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至于徐崇温所说的，有人还想把这种“结合”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更是徐崇温的误解，因为没有人会如此明目张胆地偷换概念、把“结构主义”和“具体实践”等同）。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还要不要继续从自身之外批判地吸取某些有益的养分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当然，吸取些什么，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但拒绝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固步自封，则是错误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作具体分析，而不应一概斥之为黑格尔主义或结构主义。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资本主义现实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它也严厉地批评了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特别是批判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即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甚至对恩格斯、列宁也不无微辞。但能否说，这就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呢？显然不能。
道理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因此，在某些问题上批评列宁，并不意味着放弃列宁主义；同样，不同意恩格斯乃至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也不等于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至于说对流行的教科书的批评，就更不能算作是充足的证据了。现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形式。它所存在的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所以，批评教科书，不能说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那仅仅是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作出重新解释而已。应该把这种批评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内部讨论和对话、一种自我批评，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歪曲或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固然有某些消极方面并起了某些不良影响，但它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决不能把卢卡奇、阿尔都塞这样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萨特甚至梅洛-庞蒂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终极真理，而是探求真理的方法。运用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应从某种现成的条条框框出发。一方面，要看它是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解释新情况和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要看它能否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去创造性地、批判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教条主义都借口“坚持”而无视实际情况的变化。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违背的。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因此，每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都是“有区别的”。它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体现了实践条件与文化环境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性正表现在这种差别性之中。“有区别”并非坏事。
归根到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取决于我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社会主义改革伊始的今天，理论需要有一个大发展，需要打破一切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盲目地自以为是和胡乱贴标签，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