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现象和“伟大的转折”的悲剧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9年4月）一致赞同的，其目标在于克服市场平衡，超前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意味着党的政策有了最重大转折。正是从这时起，不现实的计划倾向开始显露出来。于是本来就紧张的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被“年度计划中的任意的以幻想为基础的跃进”[32]所取代。结果，在五年计划结束时那些年代里工业的最重要的关键部门（电力，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生铁、矿物肥料、拖拉机）的一再加码的生产任务未能完成。这最终导致速度的严重下降，必须大大修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和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所定的控制数字。[33]
在修改1929年五年计划的计划任务进程中提出经济上达不到的指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但却是没有道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首先靠热情和行政杠杆。按其倾向来说是平均主义的1928年的工资改革，在城市中实行的标准供应封锁了，至少是限制了物质刺激的可能性。补偿物质刺激的明显缺乏，只能直接求助于工人阶级感情。在这种形势中提出微不足道的目标，意味着大大缩小了群众热情——总是追求重大目标的相当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基础本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与物质刺激脱节的群众热情，必然要靠“目标的递减”来支撑——积极性随着接近理想目标而增长——，或者化为乌有。“刻不容缓的社会主义”可能就是这样的目标，但在旧的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生活的正常化未必是这样的目标。我再说一遍，这不能证明提出经济上达不到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目标的社会心理效应。宏伟的计划对工人和起初不支持加快速度的那些人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它以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吸引着他们，并且给予工业的发展以进一步的刺激（不应当忘记，国家工业在20年代整个时期不能没有热情和行政手段的“支撑”）。
追求经济增长的过高速度造成了对计划的唯意志论的解释，“经济浪漫主义”的情绪，刻不容缓地过渡到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企图。1930年2月，甚至布哈林也谈到“向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跃进”，压缩市场关系规模和用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取代市场关系。[34]但是，将来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的特殊形式的那些关系未能建立起来。正如1931年Н·А·沃兹涅申斯基所写的那样，“不在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搞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就会出现供给的彻底官僚化，在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及时供货等问题上需求者对供应者的监督就会削弱”。[35]1930年的信贷改革之后“经济核算遭到破坏”。[36]信贷改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直接银行贷款代替了票据（商业性的）贷款。在实践中取消具体的经济交易的贷款，实行计划下的不加区别的贷款。用卢布进行实际监督的可能性减小了。经济现实（特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931年第一季度整个工业的计划受挫）粉碎了幻想，并迫使人们重新提出经济核算问题，但这时的经济核算却受到严格的集中管理和行政领导手段的极大限制。
如果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为工业发展的“疯狂的速度”（斯大林语）开辟了道路，那么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布哈林集团的立场还是微不足道的补充措施，而个体农业则是农业生产的支柱。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3年底加入集体农庄（共耕社、组合和公社）的农户要达到18—20%[37]。这是有根据的计算。据В·П·丹尼洛夫的看法，1929年秋天大约有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农户实行了直接向集体生产关系过渡的生产关系，而大约有三分之一农户的生产关系已经进入向集体生产关系变化的最初阶段。[38]在1928年和1929年上半年试行了像建立一定数量的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实行粮食订购合同、利用农民“村社”来建立变相的生产联合组织等等这样一些逐步集体化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它未得到进一步发展。
尽管1928年的收成超过往年，但是使用通常的方法不可能采购到粮食。收购计划受挫的危险性小了，不再试图通过重新提高国家粮价、增加销往农村的商品量、似乎完全停止粮食出口等办法来稳定局势。[39]至于农民本身，他们中有些人提出了非常独特的建议。农民对在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卖出自己的粮食储备之后才下达交粮计划表示不满。他们希望一开始就向他们宣布计划，使他们能够自由安排余粮。谢·伊·瑟尔佐夫的提案迎合了这种情绪。他在中央委员会（1929 年）4月全会上主张重新恢复实物税，确切地说，国家赋税——介乎余粮收集制（制定粮食交纳计划）和粮食税（有权自由安排余粮）中间的一种税制。然而，摆脱粮食采购困难的这种和其他的方案对实践影响很小，到了1929年夏天，又提出摆脱业已形成的形势的积极出路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考虑那些能够转向全盘集体化和脱离新经济政策的原来基础的粮食采购原则。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原先作为限制粮食自由出售的临时的非常措施实施的办法正在合法化。必须按照农会所确认的国家义务首先出售粮食。[40]农村居民自己应确定农村富农分子必须卖给国家的余粮数量。这实际上成为从1929年下半年起已开始部分剥夺富农的法律基础。[41]
为了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而实行义务售粮，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其他集体化形式的先前经济内容。预购合同制成为动用商品粮的手段，而根据某些经济学家的意见，甚至成为向直接的产品交换过渡的形式。[42]先前存在的各种合作社形式受到限制，后来又被取消。稍后，土地会也被取缔，它们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归乡村苏维埃。[43]在实行粮食采购的新规章的同时，还实行了后来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谴责的那些措施，如封闭集市、布置纠察队、农民贸易其他的障碍。改变政策必然使贸易的整个结构，保障居民日用商品供应的整个系统发生变化。
严重脱离先前的新经济政策原则的这些改变的内容和性质，未被习惯于独立支配自己剩余产品的相当大部分农民所接受，从而导致了强行建立集体农庄的思想。根据计划按照不利于农民的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可能使粮食生产缩减到需求的最低限度，起初，支持许多地方组织关于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倡议，同时也考虑到粮食采购的新规章产生的巨大效益（计划早在1930年来到之前就完成了，第一次建立起相当多的粮食储备）。1929年11月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集体化过程的决议。[44]
到此时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同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进一步接近了。全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自己的声明中作出结论说，“过去的一年可以认为是转变的一年”，“基本建设的规模按其速度来说是巨大的和空前的，工业的主导作用加强了……不能容忍个体户、村社和插花地等等在农业中居统治地位。所以，发展大公有化经济不仅已经提上日程，而且集体农庄运动具有真正群众性，发展速度超过了计划机构的所有设想和一切打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所继续坚持的正是这种根本不能容忍的非常措施。现在分歧的实质正是集中在这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正地把“非常状态”制度看作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们的观点未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支持。我们要在括号里指出，这个决定的意义远远超出农业集体化速度问题的范围。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把非常措施奉为制度，实际上是认可了那种使政权的执行机构和非常机构能够摆脱党的监督的政治局面。
实际上，借助非常措施“强行建立”集体农庄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原则的破坏，滥用权力，农业生产下降。既然向加快集体化的转变异常迅速，以适应局势的需要，那么改造过程本身必然具有自发性质，特别是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1929年初集体化在以前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和地方的相当大部分的党的工作者产生了幻想，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已取得的速度，“跑得更远些”，而不顾及必须做认真的解释工作。结果，丧失了分寸感，出现并发展了“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问题的冒险行动。
党的领导只是在局势已达到万分危机的时候才指出了错误。政治局成员不断地得到关于集体农庄运动进程的汇报。还有其他消息来源。党的领导了解到农村中的法制遭到粗暴破坏的事实，但是到1930年3月还没有采取改变现状的任何积极措施。领导责任——后来斯大林把这个责任推到地方工作人员身上——不在于领导有意识地鼓励冒进，而在于缺乏明确的指示，在时间不够的条件下引起完全定型的基层积极性的反响：不惜任何代价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明显过高的集体化指标的热情，使得人们不相信缺乏组织的、物质技术的和社会心理的前提并直接推动许多基层工作人员采取暴力行为。对任何一种错误的和冒失的行为进行任何批评经常被说成是右倾。害怕扣上右倾帽子，右倾比“左”倾更加危险，“宁可超前，不可落后”的论调，常常妨碍反对地方上的左倾过火行为。情况就是如此：1930年1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盘集体化区代表会议上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论点：“如果在某些事情上你们作得过火，因而被逮捕，那么请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的”（Г·Н·卡明斯基，当时任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45]。
但是，就在那个1930年1月，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中也发出了关于不容许仓猝地解决集体化问题的警告。在工人会议上有人怀疑，把连菜园子都没有的工人派到农村去，能够领导好大农业吗。所有这些怀疑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些怀疑经常不被理睬，不受重视，尽管很清楚，讲话的人都是了解农村生活的人。1930年1月发出所有这些警告，当时正是整个农村充满过火行为和破坏法制的狂热的时候。然而，右倾这顶可怕的帽子使人们不去听取理智的呼声。后来到了万分火急的时候，这种呼声才起了作用。假如不是过了两个月（在1930年3月）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发出临时“警报”（斯大林本人并不认为三月决议是政策中的重大转变，而把这个决议归结为单纯地“制止”“轻举妄动的同志”[46]），那么根据中央委员会回顾过去的评价，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广泛的农民造反浪潮”，“我们好心的‘基层’工作人员将被农民打死”，“集体农庄建设将遭到破坏”。国家将濒于大灾难的边缘。
能不能事先从地方上看到对“强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剥夺富农的号召的反应呢？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基层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对“富农”的定义赋于什么样含义。从贫农委员会成立起，他们就要求简单化地理解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把它归结为形式上的、上面规定下来的东西（例如，耕畜的数量）。对农村工作人员来说，富农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那种人，就是留恋“一去不复返的尼古拉二世时代甜面包”的那种人。在农村干活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很明显，需要保证集体化和剥夺富农的“百分比”的基层工作人员，都是从这些初看起来清楚而实际上很糊涂的概念出发的。
采取行动措施——剥夺富农至少要求有认真的“行政酌定”。地方工作人员没有得到这样的指示。地方上的人由于政治和一般文化的水平低而不可避免持有这样的简单的逻辑：苏维埃政权号召“强行建立集体农庄”，那些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生活又好于其他人的人反对当局。这就是说，他们就是富农，应当向他们投掷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之剑”。结果，“行政的酌定”常常代之以行政的恣意妄为。没有经过合作化准备阶段的很大部分个体农民的消极反抗，是能够预见到的。这些农民占相当大的百分比，这一点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是知道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自然要求做长期的和札实的工作。但是，组织得好的集体农庄数量不多，吸引加入其中的农民数量不多，——这还需要给予他们真正的国家帮助。不采取直接暴力，也可能加快集体化，吸收很大部分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甚至是在明显缺乏物质、技术、组织和社会心理的条件下。为此，就应该利用农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当时党所掌握的道义资本。所以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战争的威胁——这是那些决心全力维护和平并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完全能够理解的论据。也可以依靠开始失望的个体农户中最贫穷和财力薄弱的农民。最终，加强间接的经济强制措施。
手段的军械库是相当庞大的。列宁当年曾制定了政治限制器——“决不可发号施令！”[47]这绝不意味着他总是否定任何强制以及在农村中实行“贫农委员会方法”。当强制和暴力针对反抗的剥削者，对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行动时，强制和暴力才是正当的。布哈林的“国内和平”的思想当时正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如果采用暴力对付“自己人”，对待中农，那么这就有可能把国家置于政治灾祸的边缘，小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边缘。
当然，任何革命包括“自上而下的革命”在内，最初吸引来的东西比它能够“消化”的东西多。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我们一下子“跑过了”很长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有可能慢慢地通过。过分匆忙实行全盘集体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为所选择的行动方式，达到历史进步目的策略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完全拒绝强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社会首先是共产党员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是过火的心理，被简单理解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客观上行不通的规定一切，给每个具体场合下指示。在任何革命转变中自觉的领导是同群众的自发行为相结合的。在强行的大规模集体化的进程中，问题不在于完全避免基层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的自发行为。但是，不约束自发过程，削弱组织原则必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像《被开垦的处女地》里的马·纳古尔诺夫一样的那些不是根据信仰而是出于向上爬或自私的利用政权的错误达到个人目的人混入正义的事业。这一点又会加剧局面的不稳定。1929年底至1930年初，运动的组织性和自发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明显地转移到自发性膨胀方面，越过了一般错误政策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