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十年代末俄国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安年柯夫利用《札记》为报刊撰写了3篇文章：在1859年第12期《阅读丛书》杂志上刊载了安年柯夫的文章《1848年2月底的巴黎》，1862年3月在《俄国通报》杂志上发表了它的续篇《1848年三月巴黎事件》和《巴黎的三月特征》。[33]

作者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在这三篇文章中，对这些历史事件得出的结论比追踪事件的发展而撰写的手稿要成熟。安年柯夫认为，参加二月革命的巴黎人决不是统一的人群。他首先强调工人，他认为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他们同大学生一起在这些日子里保护了国家财富（包括卢浮宫）和私人财产，这一点倍受作者的赞扬。安年柯夫指出，巴黎的有产阶层在工人取得胜利以后参加了革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派领袖攫取了革命的果实。

安年柯夫对临时政府作了透彻的评述，指出在它周围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共和党人、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而且还有君主派的代表——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

作者在第一篇文章《1848年二月底的巴黎》的结尾对临时政府作了评述。在《札记》中这一评述写在《四月》一章的开头。我们认为，安年柯夫的评价和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下述一段话相似并非偶然：“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34]

安年柯夫在第二篇文章中叙述了临时政府的若干法令以及首都和全国对它们的反应。在这里可以谈一谈马克思对评价这些事件的影响。

由于谈到临时政府3月5日关于实行选举国民议会和实施普选权的法令，安年柯夫公正地指出，《国民报》派特别积极地参加选举运动是因为害怕农民及其保皇情绪[35]。这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这一事实的评价是相似的：“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主即农民掌握”。[36]

安年柯夫和马克思在评价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安年柯夫对45生丁的税的看法[37]同马克思对这一法律的评价非常近似：“临时政府对所有4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免要負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45生丁的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38]

安年柯夫认为卢森堡委员会的建立是临时政府的极狡猾的一着，临时政府以此扫清了“事件的发展道路，……避免了可怕的群众对事件发展的干扰”。[39]这个评述再一次和马克思接近。

《巴黎的1848年二月和三月》这篇随笔不仅是根据《1848年法国革命的札记》的第一章的材料撰写的，而且还参考了所积累的全部资料。安年柯夫在自己的叙述中对许多事情估计过高，但是马克思的影响不只依然存在，而且还加强了，表现得更为明确和清晰了。由于这个缘故，这位俄国著作家对1848年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的评价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正如在《札记》中那样，安年柯夫在随笔中把3月17日游行示威看作是巴黎无产阶级保卫赖得律-洛兰的革命法令，反对反革命势力发难的行动，但是在随笔中他已经说明，巴黎无产阶级力量的3月17日大示威暴露了整个法国的深刻的社会分裂：私有者的整个国家反对工人阶级。安年柯夫认为以后的整个革命进程取决于这一事件。[40]

同马克思的谈话，阅读《新莱茵报》帮助安年柯夫正确地评价了导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法国的不可逆转的事件进程的真正原因。

安年柯夫在随笔中讽刺了德意志民主协会会议的杂乱无章，一片混乱，革命空谈。在那里扮演主角的是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在这背后有某种比这位有教养的和有头脑的贵族的讥讽更可贵的东西，这就是他看到了武装入侵德国是枉费心机的，不仅如此，他还了解到妄想抛弃外国工人的临时政府善于利用他们的革命热情。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和另外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冒险计划，对他们的会把流亡工人交到本国的反动军阀手中的危险策略的评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分析安年柯夫各个不同时期著作，就可以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观点的影响。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掌握能够假设安年柯夫阅读过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法国来信》的资料。但是，安年柯夫的某些论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著作的某些论点相似，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和评价在法国发生的革命事件的最初几个月就完全形成了。

当然，这位俄国著作家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视野确实扩大了，由于他在欧洲目睹了这些事件，所以对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深刻和正确。

原载《巴黎书简》1983年莫斯科版第480—491页

（楚舒译　孙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