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与异化
马克思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的兴起把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十分明显地突出出来，工人和其他劳动阶级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而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中所分析的最典型的异化劳动形式是同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直接的经济、财富的剥削和政治压迫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后者为主要内涵的。然而，进入20世纪，人类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至少在发达国家中导致了财富的普遍增长；而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虽然不能说已根本解决了贫富对立问题，但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直接来自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否已摆脱了或者在相当的程度上摆脱了异化状态？
实践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历史演进到了今天，的确为人摆脱异化和获得解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人类并未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在当代社会中异化呈现出强化的趋势。G·彼得罗维奇断言：“我们生活于这样的时代，自我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是今天扬弃异化的可能性和机遇也大于此前任何时期”[5]。也就是说，当今人类处于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是人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主体自觉程度不断提高，人们普遍关注人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的命运与未来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异化的普遍强化。造成异化普遍强化的原因是，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促进财富普遍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一些普遍的社会力量的自律发展和失控增长，结果是财富对人的压迫和剥削为更普遍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构对人的束缚与统治所取代。人生活于一个充斥着异己力量的世界中。在当代社会众多的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中，实践派哲学家集中批判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和技术统治三种异化现象。
第一，官僚制的强化成为当代社会的通病。应当说，官僚制是政治异化的最突出表现。实践派哲学家认为，迄今为止，政治本质上是一个异化的领域，造成这一状态的最根本原因是政治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有领域，是少数人的活动。M·马尔科维奇断言，只要社会中还存在着“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的分工，只要人们还分为那种进行决策的人和那种只能服从并依据这些决策从事活动的人，那么，社会的政治生活就必然是异化的。
那么，为什么说官僚统治和政治异化在当代社会呈现普遍强化的趋势？这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有直接关系。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政府和国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不干预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而在二十世纪技术革命的影响下，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减弱，资本主义的“法治”国家逐渐为“行政”国家所取代，政府和国家对生活、生产和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大，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作为管理社会的活动及其相应的官僚机构必然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M·马尔科维奇概括了官僚制强化条件下政治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第一，人失去了对国家、政党等政治机构的控制，成了政治生活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所创造的政治机构的活动无法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第二，“在官僚制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同他人异化”，真正的人际关系为职能和职务关系所取代；第三，政治活动不再是“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对上级负责的例行公事；第四，所有这些导致了双重人格，即人的“政治存在方式”与他可能的和真正的存在的分裂[6]。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批判之后，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摆脱官僚统治和政治异化的根本出路是国家的消亡。官僚制是国家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着国家，就必然存在着或产生出官僚制和其他政治异化形式。而国家消亡的过程应当是社会的自治和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实践派哲学家对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强化统治进行了批判。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一个中性的范畴，不是泛指一般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意识形态实质上是颠倒的歪曲的社会意识，它颠倒了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这并非说它有意识地歪曲现实，相反，意识形态的要害正在于它对现存社会的异化与分裂状态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把分裂的世界当成永恒的自然秩序接受下来。因此，意识形态是与革命的批判的意识相对立的，是异化世界的异化意识。因而，V·考拉奇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分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取得了相对独立性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它反过来又使异化的世界永恒化和合理化，其要害就在于“它把社会中出现的普遍异化当作‘自然的’规律，并为之辩护”，马克思正是由此对国民经济学持批判的态度[7]。
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当代社会是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世界。意识形态作为普遍的异化力量，对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后果之一是它使人们倾向于把现存的社会关系当成理所当然的前提接受下来，这样就否定了扬弃现存社会关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使人摆脱异化的奴役，得到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意识形态统治的另一消极后果是，它表现为一种独裁主义的仲裁意识，自封为普遍利益的化身，确定行为规范，并用这种行为规范来衡量一切。结果忽略了人的“需要”，导致了非个性化和非个体化，严重地阻碍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由此，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必须对意识形态持人道主义的批判态度，而摆脱意识形态统治的根本出路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和自由的发展。“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有通过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才有可能。这一终结必须理解为……人的自我觉醒的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增长的时代”[8]。
第三，当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愈来愈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人类必须应答的关系到人的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实践派哲学家充分估计到技术发展时改善人的存在状况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例如，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它逐步使人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并将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为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还创造了大规模的信息交流手段，使人类文化普及化，等等。
然而，实践派认为，对于现代技术发展的认识如果仅停留于此，那是很浮浅的和危险的。现代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它已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高速发展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其影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导致了一种技术主义或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它把人的幸福，人类的出路，把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技术的发展。实践派认为，这种技术统治论是一种对人类进步有害的意识形态。技术发展虽然为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它不会自发地或自动地导致这一切的实现，相反，如果听任现代技术的自发的、自律的和失控的增长，它不但不会成为人类解放的中介，而且会为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和非人道的后果。因而，“技术是使人获得自由、成为创造者和社会存在物的可能性。同样，技术也是使人成为奴隶、自动装置和自我主义者的可能性”[9]。
实践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非人道后果：第一，自动化、流水作业等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它在现实中也使人更加片面，因为它将传统分工深化为“技术分工”，在这里，决策机构与执行操作过程的分界更加明确，劳动者只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微小的可以被简单替换的零件；第二，技术时代的最大异化之一是人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本质归结为物质存在。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技术消费”，人们把消费本身视作目的，把全部生活都归结为对商品的消费；第三，现代技术的影响决不囿于经济领域，它扩展渗透到人之生活的一切领域，结果人把技术视作人类生活进步的最高尺度；第四，现代技术提供了有助于文化普及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手段，但同时也带来了缺少主体性、缺乏个体性、以批量生产和流水作业为特征的“大众文化”。
因此，实践派认为，人类必须对技术发展持谨慎的负责的态度。我们无法在要不要技术的问题上进行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发展技术的态度和方式。要保证技术的属人本质，最根本之点在于，无论何时均应认识到，技术本质上是实现人的基本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决不应将手段当作目的。为此，应当努力促进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和宏扬人道主义的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