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异化观

衣俊卿

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正式发表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异化理论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最受关注，又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还是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当代社会者，都无法对这一理论保持沉默。从20年代开始兴起的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评价甚高，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当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基础。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理论的态度则迥然不同，他们或者断言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理论，后来为马克思所放弃，或者即使承认异化理论的价值，也对其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定，断言它只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异化的对立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根本上消灭了人和社会的异化状态，因此，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某些异化形式，那么这也只是旧社会的遗物，与社会主义本身无必然联系。

南斯拉夫理论界对异化理论的研究始于50年代大规模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1953年，实践派哲学家P·弗兰尼茨基主编的包括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期早期著作》出版，这标志着南斯拉夫理论界对异化理论系统研究的开始。同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实践派哲学家不但肯定了异化理论的价值，而且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或核心的部分。M·日沃基奇断言，“当代世界的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均包含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异化理论”[1]。M·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对使人自我异化的社会的无情批判，马克思用以批判阶级社会的核心范畴是异化，他用以描述在共产主义中实现的最高价值、需要和理想的核心范畴则是扬弃异化。

为什么实践派如此高扬异化理论？在他们看来，异化理论是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剖析，它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实质，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恢复马克思主义生机的契机。实践派对异化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