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异化

上面谈论的主要是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强化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形如何？是否已根绝了异化现象？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已消灭了各种异化现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实践派哲学家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存在着异化，而且存在着严重的普遍的异化现象。

实践派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首先，经济领域的异化。这与商品经济的存在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南斯拉夫是最早大规模恢复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派对此完全持肯定态度。但他们指出，尽管商品生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性质不同，但只要有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货币崇拜、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两重化、道德蜕变等异化形式。其次，政治领域的异化。由于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并未能真正开始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我管理的进程。相反，同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现象相呼应，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存在着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明确分工的地方，某种形式的官僚统治和政治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制不是思想作风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再次，思想领域的异化。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它的根本要求是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化，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发展。这样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意识同意识形态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问题。M·日沃基奇从“阶级崇拜”、“个人崇拜”等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那里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最后，不但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技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社会主义也面临着严重的异化。

在实践派哲学家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异化现象是客观事实，这并没有什么令人费解的东西。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是人从自己的创造本质的异化，异化的根源就在人的现实活动之中，这就决定异化的扬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并非神话中的“魔杖”，一下子就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异化，我们不能幻想一个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夜之间就转变为一个全新的非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异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存在方式，而社会主义中虽然依旧存在着和产生着新的异化，但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真正开始了现实的扬弃异化的过程。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与现实对立的理想状态，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扬弃异化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与实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P·弗兰尼茨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异化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10]。对这一表面上似乎很奇怪或很激进的命题，弗兰尼茨基作了清楚详细的分析，概括起来：“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作为异化的社会才能存在。异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克服和扬弃异化才能存在与发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