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再出发

由于上面三种国家学说都有缺陷，因此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省思之余重新出发。这里我们依照戈尔德等人的看法，介绍三个新例，也就是C·奥菲、J·奥康纳和A·沃尔斐所做理论上的努力。

奥菲是哈贝马斯的学生，致力于证实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的特质。他一开始便放弃使用工具论或结构论来进行其研究。反之，他引进“选择性的机制”概念，作为理解国家内部的结构之用。这些选择性的机制构成了国家机器内一大堆的制度性的机制，目的在为三项重要的功能提供服务：（1）负面的选择：从国家的活动中排除对资本家利益的反对；（2）正面的选择：从剩下的可能性当中，选择足以促进全体资本利益（而非个别、狭隘的资本利益）的政策；（3）矫装的选择：国家的机构表面上要伪装中立无私，但实质上则排除反资本家利益的各种做法。

举一个例来说明所谓负面的选择。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宪法明文规定保障私产，因此任何涉及对私产加以限制、挪用、废除等等反对资产阶级利益的提议，都不可能列入国家活动的议程上。作为正面的选择的例子为国家对资源的分配，以及国家直接进行货品和劳务的生产。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是不能诉诸理性与计划的，它不是为市场而生产，不是为交易而生产，而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言，国家角色的变更与国家内在结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14]

奥康纳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美国社会财政总预算的分析之上。他尝试解释美国政府收入不敷支出的财政危机之因由。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危机理论包括三点：第一，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难免陷于积累和合法化的两难之中。一方面国家要协助私人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另一方面国家又需要照顾社会的和谐、平安（“照顾贫苦大众”），这两种要求常是相互冲突的，特别是造成国家财政上重大的负担。第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国家也进行生产活动，象教育事业的推行，武器的制造（转包给私人资本家去承造）。但无论是国家亲自经营，或转手给承包商去经营，都不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其结果是生产力的低落和政府财政总预决算的膨胀。第三，政府的支出中，包括“社会资本”（例如为了减轻劳动力维持费而支出的社会保险）与“社会费用”（福利与治安的费用），固然可以减少资本家（在暴动中）的损失，但对其剩余价值的增添毫无助益，由是反映在国家总预决算上面的矛盾，不仅是财政的危机，也是社会的危机。在此种分析下，国家逐渐丧失它作为上层建筑的特征，而陷身于私人资本积累的泥沼中。国家变成了一个“福利兼战争的国家”。[15]

沃尔斐提出“异化的政治”来为马克思派政治奠定理论基础。他吸收了结构论的原理，但却扩大批判说（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象异化的劳动是人们生产与创造活动的扭曲，异化的政治是经营和乐的政治共同体的扭曲，是“企图维持一个政治体制，该体制却是从人民手中榨取权力和横夺权力”。[16]原来人群在经营群体生活、缔造国家时付出了权力（就象他们进行生产活动时付出劳动一样），这些权力，特别是“剩余的”（“多余的”）政治权力之再度夺取，便利于国家组织的出现。因此，国家乃是人群社会活动剩余权力的收拾者。

在资本主义中，政治成为人群日常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活动，它以控制国家的斗争形式出现。因此，此种政治与人民原来追求的和乐共同体之理想成为南辕北辙。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是异化的政治。由异化的政治去理解资本主义式的国家，便可知国家是自人群中夺取权力，再横施权力于人民身上，而维持其资本主义的秩序。

沃尔斐进一步把异化政治论应用到自由民主国家的分析之上。这些国家把民主原则发展为意识形态，以便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护航辩解。却不知这一意识形态的本身早已包涵两个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自由主义”和“民主”。其结果造成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危机。[17]

上述三人的理论，代表了新马克思主义者近期有关国家学说的营造。尽管他们研究的方法有异、重点不同、抽象层次互别，但都注意到辩证关系的问题：象沃尔斐讨论人群物质（生产）与社会活动的辩证关系；奥菲指出国家的政策与资产阶级利益的辩证关系；奥康纳透视积累过程和国家活动的辩证关系。一言以蔽之，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一再加强的辩证性质，在经过理论家长期的努力下，逐渐推翻向来古板的、教条式的旧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把国家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耸立的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