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阶段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在主要受德国哲学影响的青年马克思和主要受英国经济学影响的老年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分歧。在试图变社会主义道德为社会主义科学的政治理论家和陷入了私人政治堑壕战和勾心斗角的罗网之中的政治实践家的马克思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理论机器。他的生活横跨了40年。当然，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观点都不可能如此纯真，致使其理论的决定因素不受这样长一个时期内个人和社会的基本条件变化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本人具有多维性，但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有几个本质的特征，它们是这个理论武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历史主义：社会的发展被认为是一定的社会形态的产物，这些社会形态的顺序是受社会规律性支配的。资本主义前接封建主义，后跟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又要被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经济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更替是由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本身就孕育着将来由被压迫者实行阶级统治这样一种辩证的否定。
革命：从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转变到另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当然，这不是说必然要有恐怖和街垒战，但是，法国革命作为一次历史权力转移，其以快镜头方式所显示出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确实赋予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
国际主义：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包含这样一个观念：工人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力量）必须克服民族的界线联合起来，无产者没有祖国可以失去，失去的仅仅是锁链。
可以看出，这些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准则，同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的反神学思潮，特别是同启蒙运动的反宗教思潮有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即使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也不是必然反宗教的。但它确实是从一种完全反宗教的启蒙运动哲学的哲学土壤上产生出来的（这种哲学因费尔巴哈而达到了顶点）；它也确实是从以王权和神权之间、复辟派和教会之间的联盟为特点的政治土壤上产生出来的。
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民主问题基本上是不关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采取什么形式，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发展什么结构，在通向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权力合法化可能以何种面貌出现，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本人基本上没有论述，社会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保持沉默的。
对于民主问题的淡漠，可以用在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还缺乏民主结构来解释。早期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国家和社会是晚期的专制主义国家和早期及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议会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上层资产阶级反映其狭隘阶级利益的论坛。如果说早期议会制度也曾反映了某些现实的冲突，那不过是衰落的封建贵族和上升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的利益无处可作合法的表达。
当议会制度日益民主化，自由日益扩大，以致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越来越享有合法斗争的可能性的时候，对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对民主漠不关心就成了一个问题。正是在象英国这样经济和政治很先进的国家，由于高度发达的议会制度，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视民主为禁地的历史前提。对于英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展现的相对高度发达的选举权和同样相对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必须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在那些基本政治权利尚待争取或巩固的国家里是作不出来的。欧洲大陆政治和经济的落后给马克思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影响。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性，强制要求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
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那位在英国从事其不朽巨著写作若干年，准确地说是数十年的德国流亡者的影响。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比英国的运动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在19世纪后期，没有哪国的运动碰到过象英国那样的有利条件来实行这样一种政治，这种政治至少在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特征相抵触，这一点就是以改良代替革命。
在英国，从1932年伟大的选举改革开始，人口中稳定增长的比例，获得了选举下议院的权利。这个下议院也拥有决定性的权限，而这种权限，举例来说，德国国会在1918年以前是没有的，尽管那里有了普遍的平等的男性公民选举权。英国下议院享有批准政府的权力。英国通过社会法律来逐步实行改革也早于大陆。在英国，结社的自由和罢工的权利较早就得到了保证。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从这个运动中直到较晚的时候才产生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一个原则上愿意参加社会改革的自由党；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象费边社那样，与其说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个解释历史和社会的综合性制度，不如说把它看作是改变具体环境的一种道德上的设想——这几个基本条件使得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碰到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外。这种例外意识，早在1917年，即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年以前很久，在英国就已经形成了。
那些在引起了一场有关“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同时也为后马克思主义阶段在欧陆，首先是在德国的发展规定了方向的冲击力，同样是来自英国。爱·伯恩施坦，一个具有英国背景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确信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教义，而是思想的启示录，必须不断地去适应变化的情况。他谴责那种一方面毫不犹豫地利用欧陆的自由议会制度作为工具，另一方面却继续鼓吹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他提出：等待革命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机会，他认为这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一个尖锐的矛盾。
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当然也能回过头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源。尽管马克思主义曾处于统一状态，这种根源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从来未被完全埋葬。法国的勃朗和德国的拉萨尔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利用国家而不是反对国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仅仅视作统治阶级力量的代表者，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只能是与工人运动相对抗的。而勃朗和拉萨尔却提出一种希望：利用国家作为渐进地改变统治关系的工具。
费边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内部的大分裂准备了思想基础。当面对一场实际的革命必须鲜明表态时，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主张就分崩离析了。1917年发生的革命打的是马克思的旗号。这场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并不符合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一个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实行自由立宪和议会制度的工业落后国家里进行的。不是革命的理论而是革命的实践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虚构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