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问题》主编B·А·列克托尔斯基谈当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苏联正在进行改革。这场改革是我们社会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要改革就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领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变化。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讨论过或讨论不够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所有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学、哲学等等，我们的哲学界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我具体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现在正在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性质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如何理解社会的，可以说，我们的这种理解是与目前的改革不相适应的。我们有许多理论家把社会主义同我国曾经实行的指令性的行政管理体系混为一谈。指令性的管理方法就是所有的决定都由上面来制定，而其他人则应该执行这些决定。现在我们国内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这种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法毫无用处，它是违背改革精神的；而重要的是发展自治管理方法，是把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同自治管理方法结合起来。但我们的许多理论家都认为，社会主义实行的就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
又如，我们长期以来就把国家和社会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所以就无法区分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从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向社会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过渡。然而许多人却认为社会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但实际上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国家所有制理所当然地属于社会所有制范畴，但社会所有制并不等于国家所有制，比如说，合作社所有制就不是国家所有制。
再如，与人道主义有关的问题，经常涉及的是与如何理解“新思维”有关的问题。我们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政治新思维的必要性，他强调指出，政治上的新思维认为共同的人类价值应该占第一位，阶级地位占第二位。它不仅对我们苏联哲学界是新鲜的东西，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认为，全人类的立场和阶级立场是一致的。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我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来看问题，那么同时我也是从全人类的观点来看问题。他还指出，工人阶级解放自己也就意味着解放全人类。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需要区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战略利益和策略利益。从战略方面看，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人类利益是一致的，二者不发生矛盾；从策略上看，这两种利益是同时存在的，这是从未有过而现在才有的情况，这与全人类所经历的情况是一致的，是与产生大量的全球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这些问题涉及所有人，涉及全人类，依靠单个国家、单个党或单个社会制度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要调动全人类的力量。我们要解决战争问题。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危险，这需要由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还存在需要几个邻国共同来解决的生态问题。一个国家的生态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它的邻国。这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以致于产生一些能引起人类自身死亡的问题，这也恰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问题。所以在解决许多问题，尤其是在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制度应互相合作、互相协调。这一切都是对人道主义问题、对全人类价值和阶级价值的重新思考。
抽象人道主义认为，最重要的首先是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然后才是阶级区别和其它区别。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了抽象人道主义者的观点，认为阶级立场应放在首位。然而情况表明，抽象人道主义的许多观点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被我们称为人道主义的东西在一些情况下有它固定的涵义。
目前，我们的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二、三十年代集体化和斯大林时期实行镇压运动的文章，对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进行了讨论。一些哲学家也正在开始重新研究苏联哲学史中以前不大为人所知的以及某些很不准确的东西。首先，在苏联哲学史中，没有分析一些起重要作用的著作和人物。例如：20年代曾出版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多次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国内外许多理论家有很大影响。是否同意布哈林的观点当然可以争论，但我们不能无视该书对研究我国历史有重大意义这一事实。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曾被查禁，当时我们不知道布哈林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现在我们才读到这本书，而且有可能读到其他以前禁读的一些书。
下面我想谈谈1947年的哲学讨论。这次讨论是针对亚历山大罗夫的著作《西欧哲学史》的。在这次讨论中，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批评了这本书，并指出应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次讨论之后，《哲学问题》杂志创刊。我认为，日丹诺夫报告本身消极的东西多于积极的东西，有必要对1930年围绕德波林所进行的讨论进行重新评价。在研究苏联哲学史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不准确的地方就是，对一些著作和人物或者估价不足，或者估计过高。然而正是这些生活在30、40、50年代的优秀哲学家，在当时纷乱复杂的条件下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他们写出的文章并不总是能够发表。现在这些文章经常刊登在我们的《哲学问题》杂志上。
至于我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综合研究工作，要比对社会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研究工作做得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们出版了一些多卷集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专著。
我们对认识论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而且有很大发展。不久以前的研究重点放在反映论。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对认识论的另一方面进行研究，即弄清认识论同各种活动，特别是和政治活动的联系，以及同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近年来经常出现分析社会政党及其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文章。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他认为，认识是指一个过程，它不是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包含在社会生活之中。不理解社会生活，不理解社会，就无法研究认识过程。认识不仅取决于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而且取决于我们所要认识的社会以及去认识社会的人。这种联系表明，大量涉及人和社会的问题同样也涉及认识和科学。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与认识、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更复杂，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以前我们认为，科学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它不取决于道德价值，而是置身于道德之外，道德只是与人有关，与人的善恶有关。因而许多人认为，对科学成果的利用可能有好有坏，但科学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所以迄今为止，道德问题、人类问题一直涉及科学研究，但不涉及认识过程本身。所以要区分两类问题：一类是自我认识，也就是科学活动；另一类是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现在情况变得更复杂了，科学研究以及认识活动本身出现了对人类有害的研究课题。遗传工程就是这样，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基因。在试验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因此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与科学本身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认识过程和道德伦理规范之间产生了新的相互作用，换言之，即产生了科学依赖于社会，或社会依赖于科学的新的关系，产生了许多新的以前没有研究过的哲学问题，我们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地讨论。
“二十大”后我们的一些文章对斯大林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事实表明，我们的批判是很不全面的，现在有必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批判斯大林时我们能很容易地指出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矛盾的明显事实，也很容易地对他所犯的政治罪行进行笔伐。然而，一些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的事实并非很明显就能表明是与他本人有关。例如，有些事情很明显不是斯大林直接所为，却是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用指令性管理方法来管理社会的这种体系很自然是来自马恩，但实际上这来自斯大林，马恩没有提出过这种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农村实行的集体化就是列宁的合作制计划的体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对列宁本人的理解、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问题在于，斯大林是以列宁的名义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谓之：继承列宁的未竟事业。斯大林将自己最初的所有讲话稿和报告汇总成一本书，题为《列宁主义基础》，书中详细阐述了列宁的观点。可以说斯大林在20年代是如实地阐述列宁的观点的。30年以后他却说，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东西。在最初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问题。所以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情况：当我们开始批判斯大林时，却不敢批判他所阐述的列宁的观点，以为那是列宁本人的观点。其实这恰恰是斯大林本人的观点。又如，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他根本没有阐述列宁的观点，而写的完全是自己的观点，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50年代开始批判斯大林时，首先是批判他以自己的名义写的著作。当时，许多批评家都认为，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中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但自从他以自己的名义开始写书以后，就出现错误了。现在看来，甚至在阐述列宁的观点时，斯大林讲的都是自己对列宁观点的理解，他有时引用的是列宁的话，有时又穿插上与列宁的思想相矛盾的自己的话。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任务：还列宁思想的本来面目。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列宁的许多思想并不象斯大林当的所理解的那样。我们出版的一些材料说明，列宁有两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一个是列宁制定的党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国内战争，另一方面是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联系的。1921年，列宁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概念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放弃了过时的概念，甚至提出我们应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斯大林后来的作法实际上是抛弃了列宁的第二个计划，回到了列宁的第一个计划。我们需要与当前改革相适应的列宁的思想，即他的第二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因此重要的是回到列宁的思想上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能在列宁那儿找到答案。现在情况与20年代不同了，所以列宁的有些说法已经过时了。例如，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命运的看法与列宁当时的看法不同。按照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生活本身并未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重新理解：帝国主义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而是上升的资本主义。据我所知，我们在着手准备编写一本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系的相互关系注入了新的理解。再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很快会到来。但事实表明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存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问题。搞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成为全球性问题。我们甚至认为，当今世界上这两种制度相互依存，而在列宁时代是不可能存在这种观点的。这就是说，现实要求我们对各种问题有新的理解，就是对列宁的著作我们也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现在谈一谈如何对待列宁遗产的问题。在国外，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对列宁的哲学著作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以下简称《唯批》）一书中所阐述的反映论理论过时了。还有人认为列宁本人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后来列宁撰写《哲学笔记》时，批评了自己以前的哲学观点，就是说，在《唯批》和《哲学笔记》之间存在着矛盾。又有一些人认为，《唯批》是优秀的经典著作，而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不准备出版的，不能算作经典著作，对反映论本身的理解过于简单化。本人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同样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只有把两部著作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们。我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发展变化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不是对《唯批》的否定，而是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对《唯批》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还认为，反映论对我们是非常现实的，没有反映论就不能解决涉及非生物界的问题。近年来，苏联学者写了许多关于非生物界反映论的著作。很清楚，研究生物进化不能不考虑反映论。达尔文认为，理解物种起源学说可以从很简单的概念出发。现在已弄清，理解这些问题必须将其同在生物学领域占一定地位的反映过程联系起来。最有趣的是，这些思想只有在生物学界才得以发展，这些观点不仅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生物学家所接受，而且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最后我终于可以说，反映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的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不久前，西方一些学者是从主观主义立场来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的，而现在则越来越注重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实际上，这些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称之为反映论的问题，是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例如，加拿大的著名学者马留布克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列宁的《唯批》不失为一部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著作。所以我认为反映论的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些问题要比它在20世纪初的意义还要重大。问题是，如何理解反映论。我认为要把反映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反映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实现的，要将其同认识的辩证法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把认识当作一个认识过程，当作认识的发展。因此，把《唯批》和《哲学笔记》联系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唯批》在今天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当时列宁只是制定了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而现在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自我意识过程本身有了新的看法，所以还要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列宁所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对列宁的两部书及两部书之间联系的理解。
我再谈谈对马恩著作的看法。许多人对马恩著作的观点缺乏深入的理解，他们不是从马恩著作本身，而是从别人的评述中来汲取马恩的思想。例如，异化问题。不久前我们还只是认为，异化只是马克思早期使用过的概念，所以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当马克思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使用过异化这个概念，而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不准确、不科学的表述，应该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概念来表达。还有些人认为，当我们研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时，使用的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当我们研究异化时运用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认为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不考虑异化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资本论》不是对异化的否定，而是试图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研究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出现异化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深刻的人道主义观点，哲学理论中的异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正是马克思提出了异化问题，即如何使人成为社会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后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解决这一基本问题。我们应将此与阶级分析的概念联系起来。相反，如果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分割开来，就丧失了人道主义的意义。所以产生否定异化概念的现象，是因为不久前我们仍把人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我们认为异化问题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问题，也不算作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现在重要的是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下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他根本不会预料到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存在异化问题。现在看来，在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异化。但我们所说的异化不是商品的异化，而是人和国家的异化。
与马思著作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我们普遍认为，既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就应该承认人的社会意识和活动取决于社会存在。人应该使自己适应社会。因为人周围的环境限制着人的行为，环境怎样，人的主观态度就怎样。如果环境发生变化，人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马恩的原著并非如此。马克思批判了环境理论，认为人在改变着环境，而且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改变自己，这就是革命实践。因此，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回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重要的是读马克思的原著，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违背了他们原著的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论问题，我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人们都试图利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得出真理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统一的，不可能在一个地区存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在另一个地区存在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它，看谁更接近真理，象在其它的科学领域中一样，对马克思主义也需要科学的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
其次，我们不能将同一理论同时应用于不同的条件，应该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于苏联，中国也同样有自己的条件。考虑到这些情况，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多元论的态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与这个问题相联系，我想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谈谈我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理论，研究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利用各种方法，但绝不可能分成“东方”的和“西方”的。那么究竟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呢？谈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些人，象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把他们联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下是不合适的。一些西方学者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教条化了，不发展了，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西方，是以前面提到的这些人为代表的。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的，的确存在许多教条主义现象。前面我就谈了许多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想，这些教条主义思想对苏联的社会科学、哲学有很大影响。然而，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斯大林时代，也还是有一些哲学家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与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这些哲学家是：伊利延科夫、德波林、鲁宾施坦以及许多心理学哲学家。问题不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创造性，而在于思想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是形形色色的。有许多我不能接受。
关于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功绩，我认为在于20年代第一次探讨了异化和商品拜物教思想。应指出，卢卡奇的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问世之前发表的。众所周知，异化思想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讨论的问题，呈隐蔽状态，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卢卡奇将其挖掘出来。然而，卢卡奇书中的一些思想也是难以理解、不能令人接受的。卢卡奇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反映论思想和自然辩证法。有人认为，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还批评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卢卡奇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列宁是理论家、实践家、革命领袖，但列宁的许多思想他没有接受。如果谈到对卢卡奇的评价，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他革命的一面以及观点的发展。问题在于，卢卡奇最后二、三十年的全部著作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点，60年代他所写的著作已从列宁的反映论出发了。六、七十年代卢卡奇写了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四卷集的《美学》著作，一部《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些著作中，卢卡奇以反映论为出发点，即是从过去他曾经否定了的立场出发，如果把他晚年的思想与他从前的思想相比的话，就会看到，他的大部分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某些具体问题应该加以讨论。总的来说，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如果把卢卡奇晚年的著作也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王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有人把阿尔都塞也说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阿尔都塞的一些思想与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完全不同。阿尔都塞认为，不存在异化问题，它不是哲学的主要问题，他所持的完全是另一种哲学观点，所以，如果把阿尔都塞也说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我真不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因此，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阿尔都塞的著作中也存在许多有意义的东西，但许多思想我不能苟同。对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这就是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邢艳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