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结束，主观的恣意妄为在哪里开始？

1929—1930年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呢？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结束，主观的恣意妄为又在哪里开始呢？能否说，错误受到实践的环境——集体化的过火行为、工业发展速度的没有根据的加快——的限制，或者说，错误的根子和实质更深？

无论布哈林的办法还是斯大林的办法，都不是最佳的办法。这两种观点的拥护者都清楚地看到论敌的弱点，但都没有觉察出（或者没有尽力觉察）本身决策的不足之处。遗憾的是，当时谁都没有提出另外的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既不得罪农民，也坚持非常措施的粗暴的论据，又能提供加速工业化的实际可能性。所以，中央委员会转向斯大林的立场并不像有时想像的那样只有一种解释。根据阿·伊·米高扬供认，没有能够奉行“明确的和坚定不移的行动路线”，因为“党的双手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局右倾成员的徘徊和斗争所束缚”。这一点间接地证实，布哈林集团履行了自己的政治平衡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们在确定目标上的左倾激进主义，不切实际的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妥协愿望（在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实际上接受了多数的观点，只是坚持拒绝在农村采取的非常措施）阻止了斯大林及其最亲近的拥护者的偏执心理。

经过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找到一条对国家危害最少的出路——保持社会主义前途并制定与既定目标相适应的手段——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并没有找到。党当时必须根据形势采取决策，以习惯的直接行动方式来对付经济体系的“紊乱”。新经济政策的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变化伴随着种种错误和失误。

这些失误的真正根源未必仅仅在于政治局成员之间缺乏相互了解。毫不奇怪，论敌双方立场的弱点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问题在于，20年代的本身是有益的和有意义的理论探讨就本质来说，完全排除了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跃进性，主张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平稳地、逐渐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我们必须不止一次地做完、重做或从头开始”[48]这一富有哲理的列宁思想，在20年代没有得到发展。在社会学中根本没有关于形态内的飞跃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的明确概念。20年代中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代表没有预见到1927年底至1928年初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那种危机。结果，作出了许多匆忙的实用主义的决定。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不能给它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当原封不动地保持新经济政策只能以放弃加速工业化和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重大让步为代价的时候，党的主要理论家布哈林还继续在正统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寻找摆脱矛盾的出路。

理论落后于实践，——实际上这就是历史上必然的和进步的转折，走出“旧的”新经济政策框框曾经付出过分沉重的代价，采用试验和错误的手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戏剧性事件的根源和原因不仅在于斯大林的“恶劣愿望”、不在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而在于对规律性的无知。党不支持布哈林不是因为他是比较人道主义的和渐进的决策的拥护者，而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治病药方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把疾病赶至深处。这种药方主要是通过价格和粮食税来解决传统的“平衡”问题，而问题在于应当使新经济政策适合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布哈林本人完全了解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为中央委员们提出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而他在20年代中期所制定的理论模式寄希望于较长的历史时期。毕竟是布哈林集团的选择。它原则上拒绝把非常措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体系。

在20年代，布哈林的理论也好，斯大林的实践也好，寻找摆脱危机形势的出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转折的途径和方法都依靠的是过去经验。前者把“正统的”新经济政策绝对化，后者把“战时共产主义”及逐渐转向真正的革命解决的经验绝对化。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冲突具有政治的和个人的性质。20年代末布哈林遭到失败，被迫退出政治舞台，标志着理论变成宣布“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政策女仆。

斯大林对20年代后半期所犯的错误应负的个人责任在于，他使政治决策过程完全服从于权力斗争。正是因此，斯大林没有尽到在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条件下担任总书记的主要职责：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制定正确决策。斯大林的明显的理论弱点是不善于吸取论敌的“合理的内核”，——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肯定也有同样的弱点，甚至不愿意考虑他们妥协的愿望，而斯大林用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以及直接诉诸暴力来补偿这些理论弱点。

在政治局中能够保留布哈林集团吗？能够容忍布哈林集团作为少数派吗？布哈林集团参加决策能够避免许多重大错误。而且，与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不同，“右倾分子”在党的纪律范围内能够存在，他们没有建立派别组织。最后，布哈林及其拥护者既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原则上也不否定残酷的措施。不过当时布哈林看到暴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界限，拥护自觉自愿的监督原则。而在1930年3月，斯大林（用那个年代的用语）自己也“右倾”起来，坚决反对右倾分子的压力，左倾分子从1929年底起竭力通过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来打开缺口。显然，党的领导在1929年11月，当寻求同“右倾分子”的政治妥协过程中——按照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说法，他们当时已经向多数派立场迈进了一大步，但原则上反对非常措施一一，尚能作出这种退步。退步可以预防大灾难，不致于导致大灾难。

在30年代前半期，布哈林继续从事探讨1929年转折的理论工作。早在1930年2月，他在《伟大的改造（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时期）》一文中把国内发生的转折评价为党在理论上没有进行准备的形态内部的飞跃的特殊形式，运动的一般秩序的改变[49]。布哈林强调指出，农业向社会主义轨道转变的过程，也同我国所有革命一样，不是按照教条主义者的“经典的”公式进行的：首先是几十万台拖拉机，然后是农业改造为集体化形式。在这里“首先改变生产关系，然后进行技术革命[50]的公式更为适当。布哈林的文章充满人道主义热情，尽力以时代的人的尺度来衡量时代，指出了在苏维埃社会向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上必然的和戏剧性的过渡中暴力和强制的界限。

布哈林始于1930年的这一理论工作没有巩固下来，因为它既没有由足够的政治威信，也没有影响决策的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发展中形态内部的飞跃的概念，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转折理论在那时没有建立起来，积累的经验没有进行批判的总结和升华为理论，对矛盾的分析被说成是“破坏分子”和“阶级敌人”的图谋。结果，党实行现代化改造经历了漫长的和充满了失误和错误的痛苦道路，因为试图在指令性经济本身范围中寻找摆脱指令性经济矛盾的出路。在列宁逝世后，由于党内斗争尖锐化而在党内出现蜕变现象。这些蜕变现象明显地表现在20年代末。其后果在政治领导作用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这些蜕变现象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在分析党的错误时总是说“我们”。例如，他公开承认在战时热忱的浪潮中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是行不通的。列宁认为，党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就是说，他本人作为党的领导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列宁不是一般地遵循共产主义道德，他开辟了通向对经验进行深入地理论思考的道路，不留不受批评的领域。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对1920—1921年的整个社会现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现实，特别是对所犯的错误采取任何另外的态度，如果不是堵塞了通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那也会大大加剧制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困难。1985年4月，实际上是党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全部承担了危机前的经济状况的责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加速和改造的概念。甚至在1956年情况也不是这样，当时只归罪于斯大林一个人，从而使社会现实的许多阴暗面“免受”批判分析。归根到底，这对行政领导制度的改造进程，改造的彻底性和深度带来消极的影响。

布哈林在1929年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观点，他还捍卫一个党的老战士持有的独立观点、批评和分析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不搞“禁区”和“隐瞒的把戏”的权利。他明白，如果把所经历的困难只归罪于党外的一些人——阶级敌人、破坏分子、没有觉悟的人，或者归罪于党内的反对派，如果把政权的主观上的错误完全算到阶级斗争的账上，那么这样局部地、模棱两可地指出错误和困难的原因，便不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对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而模棱两可地承认错误只会导致决策的不彻底性。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8期第15—33页

（欣夫译　孙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