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1927—1928年危机
关于1927年8月事件证实，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形势日益紧张，国家工业和小农业之间矛盾尖锐化。这时，由于试验性的动员而引起的关于战争的传闻遍及全国，开始大量抢购商品“用于储存”，“黑市”和投机活跃起来。国家经历着“没有战争的战争前夜的经济困难”。[16]商品储备早在征集新的庄稼前就已耗尽了。然而，没有考虑形势的变化，夏天的事件被看作是偶然情况。
1927年秋天，当时的所有党领导（无论是后来的以布哈林为首的“右倾分子”，还是斯大林的拥护者）都没有充分重视采购战线的坏消息，断定局势是稳定的。过了半年，李可夫承认：“危机发生的时刻，我认为它是短暂的，不像实际情况那么严重。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是这样评价的。”[17]因此，党代表大会的战略性上正确的决议包含着严重的策略失误。对1927年8月困难的教训和业已开始的粮食采购危机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分析，这就使党丧失了采取预防性措施的可能性。
粮食采购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管理机关的错误，尤其是在采购运动开始时国家压低了粮食价格。1927—1928年冬天，富农实际上停止向合作社和国家采购人员出售粮食。中农为了期待更好的市场行情，更为有利的销售条件，也开始把粮食暂存起来。再说，他们花钱买不到什么东西。早在秋天，贫农就出售了余粮，大粮食拥有者可能从修订价格中得到主要好处。而国家这时既没有掌握粮食储备，也没有掌握从国外购进相当数量粮食的外汇储备。
很容易发展成社会经济危机的出乎党的领导意料的采购危机，在政治提纲中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进攻，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对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的企图。国家对此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扭转了粮食采购形势，保证了城市和军队的用粮，保持了工业化的速度。但是，行政压力不能不引起农民的很大不满。在1928年4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实际上允诺结束非常措施之后又出现非常措施的“第二次浪潮”，这时这些不满就特别强烈了。[18]尽管斯大林正式宣布事件是“富农的阴谋”，继而指出非常措施的打击面不宽，但是这些措施触及农民的广大阶层。由于搞得过火，相当多的中农被交付法院审判。[19]但是，问题不仅在于遭难者的数量，而在于反中农的过火情绪所引起的政治共鸣。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还记忆犹新，所以在他们那里一出现严重破坏商品流通的任何行政的和司法的压迫，带来一切短缺和剥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全部情景就立即呈现出来。
李可夫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联共（布）7月全会的总结提出批评，他声称，靠非常措施不能完全消灭危机。他认为，期望任何运动都依靠贫农和同中农群众的坚固联系来进行也是错误的。[20]1928年7月部分废除非常措施实际上意味着布哈林派观点的胜利，当时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都支持这个观点。党的政策的基本点在于，反对那些“企图绕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向富农进一步发动进攻》决议的人，也反对那些极力使非常措施和临时措施具有经常性的或长久方针的性质的人。”[21]提高采购价格，取消对农户的包抄活动和非法的搜查以及一切和任何的余粮征集，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村局势正常化了，但是没有能够马上扭转农民的情绪。人们不相信，困难不会重演，被非常措施弄得措手不及的储粮大户再遇到不会再以自己的方式准备新的运动。关于废除新经济政策的传闻遍及农村。实际上，问题却不是这样的。许多人都明白，“平静地”改变新经济政策的纲领是行不通的。
经济中的危机现象所引起的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使党内人士和工人更敏锐地感受到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一切矛盾。那种在“观望工作”（1925—1927年时期共产党员有时就这样称呼）的条件下在一定意义上被当作“难以避免的灾祸”来接受的东西，现在具有崭新的和异常尖锐的政治意义的东西，引起了惶恐和强烈的抗议。
众所周知，例如，20年代中期，根据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使农村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使农村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但是，不仅贫农和中农，而且寻找通向政权杠杆的途径的富农，都根据自己的经济可能性来利用这些新的机会。为此目的，他们利用了农村中形成的因素“双重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民村社”，后者在主人大会上作出土地社范围内的决定。苏维埃经常单纯充当富农享有投票权的主人大会的决定的注册员。这使得农村的剥削分子有了维护自己利益工具。剥夺他们不仅在苏维埃选举中，而且在土地社里的选举权，必然使他们加紧寻找迂回的措施——收买、行贿、营私舞弊来表达自己的阶级利益。
稍后的一些的许多刑事诉讼证明，私人资本主义分子通过国家机关的贪脏受贿来保障自己利益的企图已成为事实。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对一部分工作人员和领导人“蜕化”的危险，对“高枕无忧心理”的加强提出了警告。[22]所谓“阿斯特拉罕案件”和“斯摩棱斯克的脓疮”在党内已经广为人知。[23]在阿斯特拉罕和斯摩棱斯克省的党组织内部一些积极分子蜕化了，某些领导人同私人资本相勾结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企业主私分财产，采取反社会的观点，而在其影响下，某些党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观点的改变，引起了苏维埃社会的严重关注。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工人干部中间增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有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情绪。早在1925年就号召工人想到“任何曲折”，以便更快地达到“朝夕思慕的目的”。[24]严格说来，从经济核算制到指令性经济对工人来说根本不是彻底取消，而是继续工业中现存关系。新经济政策使工人吃饱了肚子，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状况；但它未深入到生产中，而当1927年社会问题尖锐化，发生了粮食困难，1928年实行了购货本（商品供应卡制度）的时候，工业工人对“正统的”新经济政策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新经济政策的丑恶现象”，失业和与其他因素有关的各种社会反常现象（行乞、卖淫、酒精中毒）都被视为完全不能容忍的现象。
然而，在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无疑有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和农业紧密联系的所谓“新工人”的状况是特殊复杂的。这些“工人素质较差的老粗”[25]的利益的双重性，使得他们反对加速工业化。这种态度首先反映了“新工人”社会地位的“农民”方面。当时也完全有理由拒绝对中农采取非常措施和暴力。
这种社会心理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1928—1929年的决议，影响到党内关于新经济政策命运的辩论的进程。各种不同倾向的势力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在党内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决议是困难的。再说，看出局部变化转变为重大破坏的界限，一般说来有时是相当困难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危机中寻找出路的1920—1921年就是如此。1928—1929年也有类似的情形。局势的恶化又使党内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和斯大林是主要的对手。